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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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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良耜》云:“续古之人”;《商颂·那》云:“自古在昔,”可见

在《诗经》中,“古”字是用得相当普遍的。《大雅·绵》中的“古公亶父” 
之句,“古”字亦应作从前、往古讲,而不能解为“公亶父”号为“古公”。
《商颂·玄鸟》中,有一个同样的句式:“古帝命武汤。”这就是说,从前
上帝命令武王汤。如果解为商汤时的上帝号为“古帝”,岂不笑话! 
再检阅《史记》之前,先秦时期和汉初的许多典籍,未有称太王亶父为
“古公”者。如《穆天子传》卷二记:“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
太伯于东吴,”《穆传》是从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的先秦时期的作品。《孟
子·梁惠王下》一再陈述周太王的事迹云:“昔者大王好色”,“昔者大王
居亶”,‘故大王事獯鬻”,从不称其为古公,《吕氏春秋·开春论·审为》
篇论说周太王迁居的故事,一则云“太王亶公居邠,狄人攻之”;二则记“太
王亶父曰”如何如何;最后还加赞语道:“太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这里
也毫不提及太王之号“古公”。西汉初年韩婴撰的《韩诗外传》,在卷十有
一节叙述周太王传位的经过,屡云“大王亶甫(父)有子曰太伯、仲雍”, 
“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大王将死”,“大王薨”,亦不曾道及“古公” 
之号。还有汉初成书的《尚书大传》,在卷三《略说》中叙述周太王避狄人
之事,一连用了六个“太王亶父”而不称其为古公。可见周太王亶父之别号
“古公”,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值得注意的是,班固作《汉书·古今
人表》,在“上中仁人”一栏中赫然列入“大王亶父”之名而不作“古公”。
《今本竹书纪年》卷上殷武乙三年记:“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二十一
年,周公亶父薨。”《今本纪年》是《竹书纪年》散佚后,宋、明间人重新
编纂的,编者所看到的《纪年》佚文较现在为多,很可能《纪年》原作“公
亶父”,今本才会如此写的。根据种种迹象,一些学者判定,太王亶父之号” 
古公”,是司马迁误解《诗·绵》之文所致。
不过,也有学者在努力为“古公”之号的来源寻找根据。钱穆在《周初
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 期)一文中,引《水经·汾水注》:“汾水西
过长修县南,又西与古水合。水出临汾县故城西黄阜下,东注于汾。”又引
董佑诚曰:“临汾故城在今徐州东北,水在西北古山下。”于是他得出结论
说:“临汾有古山、古水,公亶父本居其地,故称古公。”《楚辞·天问》
有云:“吴获迄古,南岳是止。”闻一多《天问疏证》解释道:“古即古公
亶父之古,本地名,当在沮、漆二水之间。太王自古徙岐,太伯失位,复逃
归古。”由上述论证说明,“古公”之号得自地名“古”;其地一说在山西
临汾县,一说在陕西沮水、漆水间。
周太王亶父究竟有没有“古公”这一雅号?是司马迁误读《诗经》之文, 
或者他还有别的什么根据?“古”如果是地名,它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长期
以来在学术界相当模糊和混乱,应当进一步切实考证,尽快予以澄清。
(杨善群) 
武王伐纣究竟在哪一年? 
武王伐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是商衰周兴的
转折点。在《尚书·牧誓》中,对这次大战的经过曾作了简略的记载,是我
们了解这次大战的最早文献。武王伐纣发生在什么时候?《牧誓》开篇曰: 
“时甲子昧爽”,仅有纪日,而无明确的年代。因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
古悬案。

我国有记载的确实纪年始于公元前841 年。在这之前的史事年代均要通
过推算得到。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人们推算的武王伐纣年代简直令人无所
适从。胡厚宣在《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前人的十二说法:即公元
前1130 年、前1123 年、前1122 年、前1117 年、前1116 年、前1111 年、
前1078 年、前1067 年、前1066 年、前1150 年、前1051 年、前1050 年、
前1047 年。加上梁启超提出的前1027 年,唐兰提出的前1075 年(《新建设》
1955 年第3 期),丁山提出的前1029 年(《商周史料考证》),章鸿钊提
出的前1055 年(《中国古历析疑》),凡16 种,使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变
得扑朔迷离。这些说法中,以公元前1066 年、前1122 年、前1027 年说最有
代表性。
前1066 年说最早由日本新城新藏据南北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在《东
洋天文史研究·周初之年代》中提出。后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齐思
和的《中外历史年表》等也采用了此说。前1122 年说源于刘歆的《世经》和
《三统历》,此说曾影响了后世的很多学者,但也有人批评刘歆的推算是“欲
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后汉书·律历志》),肆意缩短
夏、商年数而妄增周朝年数,主观因素太多。前1027 年说自梁启超在1922 
年提出后,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皆主张此说。
特别是郭沫若的《中国史稿》采取此说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得到了很多人
的承认。此说原本于《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汲冢纪年》曰: 
‘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即从周幽王最后一年(前771 
年)上溯257 年,便是前1027 年。
近年来,人们又对武王伐纣年代进行了推算,提出了新的说法。黄宝权
等对前1027 年说“稍事推进”后,提出了前1029 年说。他们依据《国语·周
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和《史记·天官书》“作鄂岁,岁阴在酉, 
星居午”等记载,认定武王伐纣在“酉年”,但用于支推算,从周幽王亡上
溯257 年的结果却非“酉年”,其最接近的酉年是前1032 年。那么是否可断
定前1032 年就是武王伐纣之年呢?不能。原来史书上所用的岁星纪年法并不
准确,每隔86 年要误差一年,257 年间正好误差3 年,“减去误差数得出前
1029 年就是武王克殷的绝对年代。”再进一步推算后得出结论,武王伐纣之
战是在这年的“周历二月五日黎明前打响的”(黄宝权、陈华新《周武王克
殷年代考》,载《华南师院学报》1979 年第4 期)。
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利用电子计算机及大行星摄动而求得的这三千
多年中的运动轨道,将我国历史上各次可能是哈雷彗星的记录加以分析考证
后指出:如果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话,“那么武王伐纣之年
便是公元前1057~1056 年”(《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
史》,载《天文学报》第十九卷一期)。因为《淮南子·兵略训》中曾写道: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其显示的天象是
木星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上,同时还有彗星出现,头向着东方。根据1910 年4 
月19 日哈雷彗星的出现逆推40 次回归过近日点,发现在前1057 年3 月7 
日,哈雷彗星距地球甚近,在这年的头3 个月里都能看到它,其天象正与《淮
南子》记载相同。那时,木星运行在张宿中,正当鹑火之次,与《国语·周
语下》所说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相合。赵光贤据此认为,天象是客观
存在而又有规律可寻的,用电子计算机来算四千年前的天象,并与史料相结
合,“推算出来的年代就是可信的。”从史料的考证上,赵光贤进一步充实

和支持了前1057 年说,并指出“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史
记·周本纪》集解)中的“至幽王”,不是指幽王亡年(前771 年),而是
即位之年(前782 年),而“二百五十七年”的“五”、“七”两字应颠倒
过来,这样推算出来的武王伐纣年代才是正确的:即771 加11(幽王在位年
数)再加275,共为1057 年(《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载《历史研
究》1979 年第10 期)。
何幼琦根据天文历法的知识和方法,通过推算文物、文献中有关的纪时, 
也考证了武王伐纣的年代。在推算方法上,以1980 年为起点,推算尺度用现
代天文常数,回归年(岁实)为365。2422 日,朔望月(朔策)为29。530588 
日。何幼琦先通过《小盂鼎》、《庚嬴鼎》的铭文间接地推算出康王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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