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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卦象三正与古文水字同，分明是由水字拉直而横置起来所成。
郭沫若还认为八卦中的阳受“一”和阴爻“一”分别是男女性器官的象
征。他说，八卦的根柢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
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
地的观念。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钱玄同，他说乾坤两卦就是两性生
殖器的记号，初演为八，再演为六十四，大家拿它来做卜筮之用。不错，中
外考古都证明人类祖先是有过生殖器崇拜的文化现象，但这种现象怎样演化
为八卦的，到现在并没有给予合理的说明。
另一种意见以屈万里、冯友兰和日本学者本田成之为代表。他们认为卦
是由龟卜兆纹所演化。商代人遇事必用龟卜问吉凶，他们拿一个龟壳作占卜
的工具，先把要卜的问题提出来，然后在龟壳上用刀钻一下，把钻的地方在
火上烤，这时就有许多裂纹围绕在钻的地方出现，这些裂纹叫做“兆”。卜
官根据这些兆断定所问的事是吉是凶。八卦就是对兆的摹仿。它和六十四卦
都是标准化的“兆”。
同这种观点相近的另一种说法是，八卦中的“一”和“一”是龟甲刻文
的标志，从这种标志演进而有数的参伍排比，遂成为八卦，进而成为六十四
卦。（见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问题》，《史语所集刊》第1 本，
第1 分册。）
张政烺则认为卜和筮是古代占卜的两种方法。卜就是上面说到的用乌龟
壳或牛肩胛骨，先钻后灼，以求卜兆，据以判断吉凶，这一类如甲骨文便是。
筮则不然，而是利用蓍策，按照一定的方法左数右数，求得几个数目字借以
判断吉凶，这才是《周易》的八卦。这种方法是人们在对于数已经有了奇偶
分类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数理方面的一种抽象
概念的产生和应用的实录。
但是，正如金景芳提出的，用“一”“一”这两个符号来代表阴阳，同
用“＋”“－”来代表数学中的正负、物理学中的阳电和阴电一样，它的意
义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符号所代表的东西。问题就在于这些东西是什么？
有人根据民族学的研究提出，八卦的阳爻与阴爻只是古代巫师举行筮法
时用来表示奇数和偶数的符号，卦则是三个奇偶数的排列和组合。凉山彝族
有一种叫做“雷夫孜”的占卜方法，由巫师“毕摩”取细竹或草杆一束，握
于左手，右手随便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余是奇数还是偶数。如此进行三次，
即可得三个数字。然后“毕摩”根据这三个数字是奇是偶及其先后排列判断
将行之事的吉凶。”雷夫孜”占卜法，必卜三次，其排列和组合当然有8 种
可能，亦即可得8 个答案。这同八卦中的偶为阴、奇为阳相对照，依次便可
得出正是八卦的卦画。
显然，民族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八卦的起源。但它并未得到学术界
的公认，因而也和其他种种说法一样，都是无从确证的揣测。
看来，打开八卦起源这座神秘殿堂的大门或许不是近期所能解决的。
（勇木）
杆秤源于春秋战国吗？
自古以来，杆秤就是我国度量衡“三大件（尺斗秤）”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衡重的基本量具。虽然它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但其诞生，凝聚了
炎黄子孙的智慧和血汗，反映了文明古国商贸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千百年来，
杆秤在繁荣祖国经济和科技方面，功效卓著，作用独特，使用价值极高，群
众基础广泛。然而，对这个伴随中华民族世代相处的量具的“身世”，我国
学术界长期聚讼未绝，众说纷纭。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的意见。一种认为我国商品经济历史悠久，古
代文明发达，杠杆原理问世早于欧洲，名列世界之首，有较早衡权器实物出
土，又有丰富的文献记载，杆秤创始应在春秋战国，距今已有两三千年历史。
另一种看法认为：我国杆秤的产生，是在春秋战国不等臂秤的基础上，经过
逐步演变，直到秦汉乃至魏晋南北朝才出现的，距今约1000 多年。
从目前情况看，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为多，但说法也不同，主要是：
一曰“秦初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认为：“秦始皇
按秦国制度统一全国度量衡。公元前221 年，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书，凡制造
度量衡器，都得刻上这个四十字的诏书。”并说：“隋时掘得秦始皇时秤权，
有丞相隗状、王绾二人列名，想见度量衡器由官府遵照诏书负责监制，不许
民间私造。”上面提到的“四十字诏书”，即人们熟悉的“廿六年，皇帝尽
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文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
疑者，皆明一之”，所谓“秦始皇时秤权”，实指始皇初年的秤锤，说明秦
初即有杆秤。
二曰“西汉说”。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中说：“汉代之衡器，即
今之杆秤。”并说：“汉代之衡器已设有准，称俗作秤。”他还说：“《史
记》有‘大禹身为度，称以出’，不过古者以‘秤’为衡法之名，而称、秤
相通，通以称或秤为衡器之名，汉以后始著。始诸葛亮曰：‘我心如秤，不
能为人低昂。’”吴氏在《度量衡器名历史表解》中，明确提出衡器被叫作
“秤”起源于汉。再就是1934 年（民国廿三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国度
量衡》（林光澂等编著）一书也多次出现“汉秤”说法，认为杆秤源于西汉。
三日“东汉说”，其说有二：一是邱隆在《中国古代衡重计量》中认为：
“史书上关于杆秤的记载有：‘东汉孟业，身重千斤，帝疑其重，乃以大秤
悬栋间。’”又说：“三国时吴人韦昭《国语》注曰：‘衡，秤上衡。衡有
斤两之数。’”《隋书·律历志》载：‘后魏景明（500—503 年）中，大乐
令公孙崇依《汉书·律历志》先修秤尺，及见此权（指新莽石权），以新秤
称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秤与权，合若符契。’”并得出“东汉已有杆秤”
的结论。二是丘光明虽也认为杆秤是东汉产物，但结论源于对92 枚秦汉及新
莽权的分析研究，根据秦（西汉）权和东汉权不同的特点，认为秦和西汉权
“多作天平上的砝码用”，而东汉权“明显是秤砣”。并提出“东汉时己普
遍使用杆秤的结论应该是可信”（《我国古代权衡器简论》，见《文物》1984
年第10 期）的看法。
四曰“魏晋说”。刘东瑞同志认为：战国的“不等臂秤经过逐步革新，
大约在南北朝时期（五六世纪）出现了今天所见的提系杆秤”。刘还说“现
在发现的有北魏和北齐时的铁秤砣和铜秤砣。说明杆秤至晚在公元6 世纪已
在我国广泛使用”。（《谈战国时期的不等臂秤“王”铜衡》，见《文物》
1979 年第4 期）王云与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说：“从春秋战国开始，天平
逐步向杆秤过渡，到三国时，天平中间的提纽从衡杆中间移到一端，并刻有
斤两之数于衡杆上，出现了提系杆秤。”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杆秤已经
通行，并且广为应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见《计量工作通
讯》1980 年第2 期）
与上述看法相反，有人提出我国杆秤创始年代更早，应在春秋战国。持
此看法的材料极少见著报端，但可知观点有如下根据：其一，认为“鼻纽权
便于悬挂使用，形似今天的秤砣”，因此主张已出土的春秋战国铜鼻纽权（亦
应包括秦汉出土的）是“杆秤上的秤砣（锤）”，不是“天平上的砝码”。
其二，“考古发掘中鼻纽权多单独出土，不像铜环权那样成组成套。”其三，
“《墨子·经说下》有‘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之句，认为讲的就
是杆秤，权就是秤砣”。其四，春秋战国桔橰、杆秤的广泛使用，恰好是《墨
经》上述重要论断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正因为此，钱临照远在40 年代初就
明确指出：“本条述及天平与秤可无疑义。”其五，有人提出生于春秋末、
战国初的庄子，面对当时度量衡严重紊乱的现状，发出“剖斗折衡，而民不
争”的激言，证明春秋战国杆秤使用已相当普遍。否则，庄子所言“折衡”
的话就无法解说。
由此看来，人们早就围绕我国杆秤创始年代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且愈
来愈深入。就时空范围讲，产生杆秤时间从公元前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