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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也多残阙不全；《通典》所载北周大象中户口，又有不实之处。因而
整个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户口，仅见片鳞半爪，难窥全豹，至今无法详究。
（傅丰渭）
1906 年留日孝生人数知多少？
近代中国留学日本运动，始于1896 年。是年，清政府派出了13 名留日
学生。自此以后，东渡人数逐年上升，到1906 年已达8000 以上，以后几年
稍减，但每年也数以千计，父送子，兄勉弟，别妻离子，舍家离乡负芨东渡
的青年学子，始终络绎于东洋道上，形成了世界留学运动史上的空前壮观，
所造就的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
都发生了巨大且又深远的影响。其中人们熟知的就有黄兴、宋教仁、廖仲恺
夫妇、秋瑾、蔡锷和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郭沫若，还有蒋介石、
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以及曹汝霖、汪精卫、周佛海等等。但是近代中国
留日学生究竟有多少？尤其是达到高峰的1906 年人数，却始终没有人能搞清
楚。
1913 年2 月22 日，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出席日华学生团欢迎会上演讲中
谈到：留日学生最盛之时，“在日留学者达20000 余人，其十之七八皆持革
命主义者”。1906 年11 月青柳笃恒教授在《早稻田学报》有关中国留学生
的专门论文中也说：“清国留学生人数将达2 万。”包括许多当时及后来的
报刊、论文、传记中，也都谈到了，留日学生最盛的1906 年，达到2 万之数。
此为一说。
1928 年2 月24 日的《时事新报》发表的《留日中国学生之现状》一文
认为：“自清末派遣留日学生以来，东渡人数，岌岌有加，至日俄战争时而
达于极点，一时每年留日人数至一万五千人以上。”这是第二种说法。
但在国民党教育部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中又有另一种说
法：“据考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停送赴日速成生原因，系当时留东学生
已达一万三千余人”。1906 年8 月的日本《每日电报》上也说：“据本年年
初之统计，居留我邦之清国留学生竟达一万二三千人之多。”同时清政府公
布在1906 年第六期《学部官报》上的数字也是1。2 万人。以上是第三种数字。
第四种意见是解放前出版的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谈到留日学
生的高峰数字：“光绪三十二年已八千，三十三年达万余”。曹亚伯的《武
昌革命真史》也谈到“中国各省之留学日本者，几及万人”。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05 年底，陈天华烈士蹈海时留下的“绝命词”中，
号召留日学生“八千余人”，共起反对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
当时在追悼陈天华烈士的活动中，一般也都称“八千”。1906 年初，总管中
国留日学生的杨枢上奏清政府也提到留日人数“迄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
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在当时经仔细分析，又认为中国留学生“实有人数
应为八千左右”，因为中国学生中不少人是“得多种证书而一身拥有几种学
籍者”。日本研究中日文化史权威实藤惠秀教授，在他37 万字的《中国人留
学日本史》专著中，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详尽的考证，认为1905 年底的中国留
日人数已在8000 以上，而1906 年也是这个数字，并未超出，准确数字他提
出是8600 人。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也认为“八千”的数字比较可靠。
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例如：日本文部省编《学制五十年》一书的附录《中
日间之教育设施》中提到：“中国留学生最多数时，为明治三十五年顷起，
至四十一年顷止，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 年）时，其数实超过七千人。”再
如解放前出版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中考证，1906 年留日学生数约为6000
人。总之，说法很多，但一般都在6000 至20000 之间。
综上所引的许多材料，国内外许多学者比较赞成1906 年中国留日学生数
在“八千人以上”的说法。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权威的东京《朝日
新闻》1905 年12 月7 日的报道中说，中国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取
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在东京市内各校学习的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多人举
行总罢课”。也就是说，在东京一地的中国学生就已达“八千六百多人”，
那么在日本全国各地的中国留学人数肯定超过这个数字，由此推论，陈天华
烈士所说的“八千余人”，可能仅仅指在东京的全体中国留日学生，实藤教
授研究认为准确数字8600 人也有同样局限。可见，1906 年中国留日学生总
数，依然无法明确，还有待于研究的深入进行。
（张劲）
大龙邮票是什么时候发行的？
我国第一枚邮票，即面值五分银大龙邮票，诞生于1898 年（清光绪四
年）。当时邮政由海关兼办，邮票也由海关印制、发行，因而俗称海关大龙
邮票。
大龙邮票的图案是“神龙戏珠”。这是因为龙是清朝的国徽，且龙自古
以来是天子的象征。邮票的边框三段分割，四角各留一小方框，上端右、左
两角分别为“大”“清”二字。右行为“邮政局”三字，左行为汉字大写面
值，图之中心是蟠龙，龙上格英文“CHINA”，下格“CANDARINs”，两旁是
阿拉伯数字面值。大龙邮票一套三种，面值海关银壹分、叁分、伍分，分别
为绿、红、黄色。
大龙邮票问世已有100 余年，但究竟什么时候正式发行的还是个谜。集
邮界曾有7 月、8 月、9 月、10 月、12 月等诸说。最早提出大龙邮票发行日
期的是绵嘉义的“八月说”。他在《一八七八～一九○五年中国邮票纪实》
中说，大龙邮票是在“1878 年8 月寄到天津”的。绵嘉义的文章是以大清海
关官方出版的《一九○五年邮政事务年报》的《附录》出现的，有一定权威
性，影响颇大。
1980 年以后，集邮界另辟新径考证、探讨，在确定大龙邮票的印制和发
行时间上取得了新进展。
大龙邮票发行前，海关兼办的邮递业务业已发展。当时的海关邮政总局
设在天津，邮政主管邮政司，总税务司赫德委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兼任。
德璀琳在1878 年5 月1 日发布了第一份标有邮资的邮递公告，规定：平信视
远近每重半英两收费银五分或三分；印刷品不分地区，每重半英两收费银一
分。邮票发行前，采用预付邮资或“邮资登记册”按月结算。邮票原定在英
国伦敦印制，为适应邮递业务急需，德璀琳决定改在上海由海关总税务司署
造册处印制并供应，三种邮票各10 万枚。首批五分银邮票12500 枚，上海
1878 年7 月18 日寄出，天津7 月24 日收到；三分银，首批上海7 月22 日
邮寄天津，德璀琳7 月29 日复函收到；第一批面值一分银邮票，天津在9
月4 日复信收到。天津邮政总局分发给各海关邮政分支机构邮票的日期先后
不一。最先是7 月29 日，发给牛庄（营口）、烟台海关面值五分银邮票各
2500 枚，“供作公众寄信之用”。牛庄海关8 月1 日收到，牛庄海关税务司
休士当天发给该关威基谒250 枚供使用。烟台海关7 月31 日收到，因等邮递
公告，延到8 月9 日才发行。德璀琳寄给北京、上海海关的第一批邮票比牛
庄、烟台晚，是8 月9 日和11 月23 日。
大龙邮票研究的新成果，既否定了绵嘉义的旧说，也否定了9 月、10 月、
12 月诸说。发行时间的范围缩小并集中在7 月24 日到8 月1 日之间，即“七
月说”与“八月说”。
持“七月说”的认为，根据现在已知的材料可以判定：大龙邮票既没有
规定正式的发行日期，也没有统一的使用日期。这是因为近代中国邮政还处
于试办阶段，领导和主持这项工作的人缺乏直接经验，而是走一步，看一步。
因而探讨发行日期，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同时邮票法定发行日期与某一地区
实际发售日期概念不同，一般情况下是同一的，也有不一致的。邮票是邮资
凭证，属有价证券，其发行应由国家主管部门来决定。1878 年，决定邮票发
行的应是海关邮政总局。德璀琳在1878 年既是天津海关税务司——地方海关
主管，又任邮政司——海关邮政总局的主管。他与各海关，包括天津海关，
在邮递业务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德璀琳在7 月29 日发给烟台、牛庄
的寄发邮票的函，不能看成是两地海关间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