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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通过一起生活，我也认为他也值得我喜欢。他为人坦率，对人和蔼，喜欢学习，对工作认真负责，身上的确有一种老八路的风范。他当兵前文化水平很低，到了延安就开始学习，他到新疆的财富就是一摞子学习笔记。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
那时候真是单纯，也可以说是傻呀，到五三年了，因为原来说服役三年后，就可以回湖南了，我就跟丈夫说想回湖南去。丈夫只是笑，笑完了就说，是谁把你们从湖南接来的，你就去问问他你能不能回去。
他是跟我开玩笑，不想我真去问了。我找到那位征兵的干部，说，我们入伍三年已满了，你说满三年后让我们回湖南，怎么没人提起呀？
他一听就笑了，说，不是要让你“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嘛，怎么能回去呢？何况，你现在已有娃娃了，娃娃就是你的根，就像一棵树，不能轻易挪动了。你们湖南的左宗棠当年就是因为没让屯垦大军扎下根，所以才导致雄心勃勃的屯垦大业“一代而终”，我们不能这样。所以你还得在这里待下去。
听了他的话，我不再说什么了。心想，真应了那句顺口溜了：结了婚，安下心，生了娃娃扎下根。
1954年前，我们还一直住在地窝子里，那时我们已有一儿一女，儿女俩都生在地窝子里，长在地窝子里，直到成皓生任十七团副政委，我们才搬进了房子里。那房子就一间，半边办公，半边住人。即使这样一间房子，也令许多人羡慕不已。人毕竟几千年前就住在房子里了，所以总觉得房子才是人住的地方，住在那里面心情要顺畅得多。
1955年，成皓生调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我们用一架马车就搬了家，就两个背包，两个孩子。
那时候是真正的人人平等，他是干部，但挖地照样挖，拉犁照样拉。我也没任何特殊的，和其他妇女一样，白天劳动，晚上做军鞋，我那时一晚上可纳两双鞋底，能上三双鞋帮。我们前三年同样没有工资，钱扣下搞建设了。二十万大军，一人少发一顶帽子办了八一糖厂，有一年少发了一套军衣建了十月拖拉机修配厂。谁也没有怨言，只觉得自豪，因为觉得自己为新疆作贡献了。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年就得了肾炎。第二年住进了军区医院，1957年转往北京三○一医院治疗，张仲翰政委专门请了一位日本的肾病专家来给他诊治，那专家说即使照顾得十分的好，最多也只能活八年。
我听后，心一下子就碎了。
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就是熬药、煎药，煎药、熬药，还得照顾三个孩子。里里外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常常十天半月没梳过一次头发，每天就是用帽子把头发一拢了事。我用了全部的心血和爱来照顾他，光熬的草药恐怕一火车皮也拉不下，就这样，在专家预计只能再活八年的他，活了十五年，1972年，五十二岁的他给我留下三个孩子，离开了人世。
他去世后，左邻右舍都劝我为了孩子，为了自己，应该再找一个。但我没有同意。我把母亲接过来，照顾孩子，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想母亲后来的身体也不行了，最后，她只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睡都得在床上，我只有伺候她，到她去世，不觉十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崔曼琼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她虽然坚决不找老干部，但1977年，她的丈夫也去世了。
崔曼琼除五二年在兵团财务部工作过一年，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石河子度过的。她之所以能留在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就是因为当时的主任看上了她。主任当时已三十七岁，找她谈话，她见了面后，就在心里说那人跟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嘛！所以当即就不愿意，但又不好明说，只能以自己家里已经订婚为由来搪塞。那主任就问她未婚夫是谁，在干什么工作。崔曼琼就告诉了她未婚夫的名字。并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已镇压了，她未婚夫在做生意。那主任听到这些情况后，知道她历史比较复杂，就算了。但她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早已与她没了任何往来的未婚夫使她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不说，还划成了“历史反革命”。当时，有这两大“罪行”就可能被杀头，她没被杀头，但受的罪却可想而知。
当时，她对逼她结婚的人说过，我即使找个炊事员，也不找老干部。别人就有意给她介绍了食堂管理员巫明清。
巫明清是四八年抓壮丁出来的，在瓦子街战斗中被俘后当了解放战士，后任机枪班班长，进疆后是个排级干部，年龄要小些。但在战斗中受过伤，心脏不好，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有意让他们配对的，反正，巫明清的身体在他们婚后不久，就慢慢不行了。但他对崔曼琼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文革”中。崔曼琼曾对我说过，如果不是巫明清对她的理解，她早就活不下去了。他对她说，除了人家把你打死，把你枪毙掉，否则，就一定要活着。他还说，人家不相信你，我是相信你的，不是有那么多老同志、老革命都在挨批挨整吗？崔曼琼主要想不通的是，自己何以在一夜之间成了罪人。是的，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黑与白，是与非，世界一下变得让人恐惧了。那时候，有好多人被逼得上吊、触电、吃药、跳水，自杀了，受不了呀！但崔曼琼始终抱着要活下去的信念。她听了丈夫的话，就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打死我，那是你们的事，你们不打死我，我就要活着。那个时候，女人显得比男人更有忍性。她可能不是为了什么真理呀，正义呀，她可能仅仅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或仅仅是为了活着，就可以忍受下那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
崔曼琼从“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收音机、烂手表都被想像成了“敌特”工具。那些人的想像力真是丰富。有人还怀疑她牙齿里可能装有一部敌人的电台，要把她的牙齿全部敲下来检查，游街批斗自然是少不了的，平时哪种活儿苦，哪种活儿累，就让她干。别人怎么打她，斗她，她从不掉泪，但后来平反念平反材料时，她却哭了。为什么？心中委屈呀，五年的苦降临到你头上，到最后，一纸“斗错了”的话就完了，而自己究竟为什么受了这些罪，却仍然不清楚。
反是平了，但她仍被弄到下面劳动，接受劳动改造，这自然少不了苦吃，熬啊熬，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了，她的丈夫又去世了。哎呀，那心中的苦呀，真不知该怎么说。
我们结婚早的，因为找的大多是老红军，老八路，最低也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长征，打日本，后来又是保卫延安，解放陕甘宁，进军新疆，南征北战，谁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过？到了新疆，又是开荒屯田，身体就是铁打的，也会生锈呀，何况那是凡胎肉体呢，他们身体早就垮了。加之年龄又比我们大十几二十岁，这就注定了我们好多女兵得中年守寡。
有一份材料中说过，当年组织分配结婚，多为老夫少妻，一般男比女大十几岁或二十多岁，有打油诗曰：“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儿育女把根扎。”男性寿命本来就低于女性，不少人三四十岁即丧夫，孤儿寡母，少人照顾，日子难熬，很是苦恼。虽有再婚者，多是不幸福，有的再婚数次，最终仍孤身一人。她们为屯垦戍边作出了贡献，把苦涩埋在了心底。
这说的的确是实情。你看看《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那本书就知道，在很多女兵的简介中，提及配偶时，多是“已故”两个字，看着的确让人心酸。
王建华：协理员把一封信塞到我的手里
我是1952年3月从长沙出发的，当时我才十六岁。那批女兵很多，共分了三个大队。我在三大队，有八百多人。车队行进在路上，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尘土扬出几十里，显得十分有气势。
我到达二十七师时是在五月。新疆的大地正在苏醒。天山上白雪覆盖，像一面银白色的屏障，横在南北疆之间。到处是在缓慢消融的积雪，枝头刚刚萌出星星点点的绿意，几只乌鸦飞翔的姿势也显得轻盈起来，麻雀的叫声中也有了掩饰不住的欣喜，阳光不再浑浊，而是像流动的水一样明亮起来。
二十七师一共分去一百多名女兵，我留在了政治部组织科，任见习干事，是一百多人中唯一留在师机关的，所以觉得十分幸运。其实是师部协理员看上了我，有意把我留下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