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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副团长三十一岁，识字不多，久经沙场，身上有二十多处枪伤，脸上也有拼刺刀时留下的一条刀疤，有两寸多长。他性格很直，是个硬汉子，对人不错，对战士尤其好，是一个不错的人。他听了我的话，半天没有吭气，沉默着，好久才说，本来早该告诉你，怕你受不了，就保着密，没想到你还是知道了。
你们为什么不让他走？为什么要把他追回来？为什么要把他送到那样一个地方？我气愤地问道。
他是一个军人，不能擅离部队。他私自离开部队，就是违反军纪，违反军纪，就得被处分。
去你的军纪吧！我说完后就转身走了。
大概过了四个月时间，副团长升任团长。有一天，他的通信员来叫我，让我到团长办公室去。我去了，他站起来迎接我，说，我有几本书要送给你，宣传股的人说，这些书是西方名著，经典之作，我看不太明白，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
我道了谢，把书接过来。那的确是我喜欢的书，有《茶花女》《罗马帝国衰亡史》《歌德诗歌选》《悲惨世界》和《黑桃皇后》。这些书在当时十分难得，特别是在喀什，要看到这样的书，更是做梦。我的确非常感激他，问道，首长从哪里得来这些珍贵的书？
是赵锡光部队的一名军官送给我的，那军官有不少藏书。我是粗人，一介武夫，看不进去，因此把它们送给你，还有，对于你来说，可以考虑婚姻问题了……
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了他的话，不，我不会考虑婚姻问题，首长。
不要叫我首长，我们是平等的同志。
你永远是首长。我已后悔不该接受他的书。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新疆部队的情况十分特殊，也因此产生了特殊的婚姻形式，希望你能理解。说大一点儿，这也是为了保卫边疆，建设新新疆的需要。你们需要自由的婚姻，我们也需要，但在新疆，这一点目前还做不到。
婚姻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没有爱的婚姻不会带给你任何幸福，你是一位我敬重的首长，但这不等于爱。我不会结婚的，因为我只爱一个人，但那个人已死了。我斗胆说出了上面的话。
团长沉默着。半天，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总是不同，强扭的瓜不甜。从此，你的恋爱和婚姻可以是自由的。
我听了他的话，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满怀敬意地向他敬了个军礼。
半年后，他调走了。临走之际，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说我希望去男友生前的部队，他答应帮我。第三天，我就调走了。
那是一个像村庄一样的县城。昆仑山横亘在远处。我去后不久，就到了文工队，然后随慰问团前往阿里慰问进藏的骑兵部队。
我们先是骑马，到了桑株，就改骑牦牛。翻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后，到了嘎大克、普兰、日土等地，那是最艰苦的行军。当年进藏先遣连进军阿里时，彭德怀元帅说其艰苦恐不亚于长征，我感到这话一点也不夸张。进藏先遣连一百三十五人，有一半人牺牲在了高原上，他们大多是被高原病夺去了生命的。世界屋脊一直是中亚最为闭锁、最为神秘的地区，在解放军入藏之前，只有斯文·赫定翻越昆仑山，穿越过那里。我们慰问团还没过界山达坂，就已躺倒了一半，就得不停地往回护送，我适应能力还可以。我把它当作一次探险，但最后返回时，我还是得了高原心脏病。当时并没有在意，吃了些药，感到没事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病情也就凸显出来了。
从西藏回来，我寻到了他的坟墓。那里很少埋过汉族人，加之他是上吊自杀的，属于凶死，好些人说撞见过他，挺恐怖的。所以他的坟前少有人踪，坟也早被野草覆盖，一片荒芜。我按家乡的风俗，为他的坟添了土。
不久，我被抽去学开汽车，然后，我就成了农垦部队的一名司机。中印边境战争打响后，我驾着车，翻越昆仑山，往战场上运送过物资，拉过伤员，也运过印军俘虏。有好多次，车差点从那些高耸入云的达坂上翻下去，但每次都化险为夷。
似乎没人知道我学过英语。当时，包括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它因是资本主义的语言文字而受冷落，热门的是苏联的俄语。但“文革”中，我还是被抓出来，进行了批斗。
我自认为已历经苦难，可以忍受人世间的一切。但那似无止境的批斗和那非人的生活还是使我崩溃了。我逃了出来，先是回到湖南。不想父亲——一个旧知识分子，清末考取过秀才，解放前教私塾，解放后当语文老师——已经在“文革”初就自杀了。他投的是湘江，尸体没有找回来。母亲承受不了那样的打击，病倒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弟、妹和亲友人人自危，根本不敢与我这个“潜逃右派”接触。弟哭着塞给我四十多元钱，说，姐，你还是走吧。
为了不连累他们，我当即就点了点头。
可我往哪里去呢？天地如此之大，却没有我的一个容身之地。百般无奈，我买了一套黄军服，找了一副红卫兵袖章，化装成了红卫兵，搭上了免费的火车，在全国“串联”。
我是1932年出生的，当时已三十多岁，这一化装，竟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来。后来，我又这样去了四川，到了我男友的老家。他的父母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去世，还以为他在新疆工作，还在抱怨独生子何以不来信，不回家看看。我不忍伤他父母的心，就没有对他们说任何有关他的事情。他母亲当时已七十多岁，因想念儿子，眼睛都哭瞎了。我为了安慰她，就说自己是她儿子的同事，她儿子很好，只是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不便与外界联系。然后又拿出仅剩的三十四元钱中的三十元钱，说，这是她儿子托我带给她的。他的父母相信了，他们欣慰地说只要他还好就行，只要他还活着就行。
剩下的四块钱已做不了任何事情，我仍只能靠串联为生。我跟着那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到了西安、延安、西柏坡，去了北京，然后我又回到了湖南，去了韶山。正准备再次远行时，不准串联了，这种管吃、包住、包行的好日子再也没有了。我被困在了湖南，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绝望的时候，我找到了当年的一个姓周的同学。虽然她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她还是把我接到了她家，让我住下来。长沙那么大，但当时似乎只要多一个人，这城市就能感觉出来。那时，每一个人都是监视员，我这个可疑人的出现，马上就被注意到了。她只好把我送回她的位于湘西的老家去。她老家住在山里面，人烟稀少，生活穷困，远离革命的漩涡，我在那里躲了两年多，直到毛主席去世，才又出来，经同学介绍，到一所中学当了一名英语代课老师。
十年浩劫期间，我有近六年时间处在逃亡之中。因为我教学教得好，学校舍不得我走，我就留了下来。但我还是想念新疆，想念孤身留在那里的他，我在七九年离开学校，踏上了回疆的长路。
他们为我平了反，让我继续开车。我就又开了五年汽车，然后，开不动了，就让我去了汽车修配厂，直到九一年退休。
我开始还能拿三四百元退休费，最后修配厂垮了，退休费也拿不上了，我就干脆来到了这个小城，离他近些，有个守候，感觉自己一生毕竟没有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
有人也问我，你是否值得为他而付出一生。
我说这肯定值得，因为这是为爱；他是因爱来到这里，又因爱而死的，在这个世界上，唯有爱是永恒的，唯有爱能战胜一切，唯有爱能挽留时光。
虽然我知道我即使再爱，他也会理解，甚至为我高兴，但我看了许多不幸的、被撮合的婚姻，我感到害怕了，对婚姻都害怕了。还有，就是我要用行动来抗议他们当年的那种做法。我想，我做到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时间是柔软的，而生命自有它无可比拟的硬度。
汪柏祥：她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
劳动，劳动，劳动呀劳动，
劳动创造了世界，
劳动改造了我们，
我们吃得饱呀，全靠劳动，
我们穿得暖呀，全靠劳动。
…………
这首歌在荒原代替了军歌，用充满汗水和艰辛劳作的苍劲声调代替了充满鲜血和硝烟气息的激昂旋律。前者用以鼓舞人们用韧性与生存决斗，后者鼓舞大家用生命实现短暂的涅。
被扬起的沙尘味、土里的碱味、人身上散发的汗味，混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