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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在香港薄夫林道住时，他也在屋上面的空地上耕耘，是什么吸引了他？是恬静的田园生活？
天气渐渐凉了，父亲买回了儿张床，我和奶奶住在一楼客厅的后面一间，父亲他们住在二楼，书房也搬到了二楼。这时他的宝贝，八箱书也从香港运来了。他把一箱箱的书打开，上上下下的翻着，满脸满足的微笑，他买来了许多书柜，把客厅的一面墙全占去了，书柜里放满了线装书，四部丛刊就放在那里。
有书，有朋友，有安定的生活，这是我父亲最最向往的，可以看出父亲当时真是心满意足极了，我常常会听到他用英文唱“老黑奴”，还有法文歌，至今我还记得它的前两句曲谱。
书来了，他的心似乎也定下来了，他在楼上不停地看书、写文章直到吃饭才下楼，冬天到了，父亲的气喘病常发，吃饭时看到他脸黑黑的，呼吸很困难的样子。
胜利之后的日子并不是大家所盼望的，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国民政府专制腐败，民不聊生。学生走上街头，父亲也参加到了学生运动中，在他留在上海的最后日子里常有学生到家里来，他还帮学生排朗诵节目。不久父亲消失了，听大人讲他住到了施伯伯家，再后来说他去了香港。几个月后，杨阿姨和两个小妹也走了，剩下我、奶奶和书。热热闹闹的一个家就这样人去楼空了。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穿深色制服的男人，问奶奶：“戴望舒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上海的房子紧张，我们家大人又都走了剩下一老一小，于是不断地有人来催我们搬走，可是我们往哪里搬呢？后来有人硬是搬进来与我们共住。一九四八年秋，一对从事宗教事业的夫妇到家把我带上轮船带我到了香港，我祖母又只好回到姑妈家。到达香港后是父亲和杨阿姨来接我的，从旅馆出来，领我到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便餐，便送我到杨阿姨母亲的家里，两个妹妹已经在那里了，父亲没有住在那里。这时我才知道，这次回香港他没有能建立起自己的家，没有住
处，但他还是把我接到了身边，这就是他：自尊而又坚韧。
父亲不仅爱书，他还十二分的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总是千方百计为我们安排他所能给以的舒适生活，但这次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就是这样他还是急着张罗我上学的事，为我选了一个好学校，好学校程度当然高，加上香港的英文和文言文本来就深，我的入学考试成绩便可想而知了，但我还是上了那个学校，因为爸爸的原因。他又携我们一家五口，手上抱着小妹，到山上联系妹妹上托儿所的事，父亲有病，人又胖，一路的山路走起来是相当吃力的，不过他一声不响，我看他流着汗一副执著的样子，心中很难过。父亲一向注重我们的学业，在上海时他虽每天在楼上看书，但我整天贪玩的事他全知道，吃饭的时候说我，有一次居然把门锁了不让我回家，这那里就难倒了我，我从窗户爬进了家。父虽生气，但在暑假里还是给我交了补课的学费让我去补课。
我以为生活就这样过下去了，慢慢爸爸会找到房子的，我们又会生活在一起。但事情发展出我所料，杨阿姨要和父亲离婚了。在这之前他们没有吵闹、争执，而且前不久父亲还将过去留港的东西变卖了，给我们四个人，一人买了一条项链和十字架，杨阿姨那条是赤金的也最粗。现在回想起这件事的发生是有些迹象的。杨阿姨的母亲对我父亲很不满意，讲他不能负担起家人的生活。杨阿姨也讲过，父亲答应她，等大妹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同意离婚，他们平静地分手了。我感觉杨阿姨对父亲是有感情的。
他对妻子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一九三八年到香港时，大批大陆的文化人来香港只能住在学士台简陋的房子里，他却千方百计的找到了山上的洋楼，让我母亲有个好住处。跳舞、游泳他都会，但他要读书，就请朋友代劳，朋友都是君子，他们也遵守古言“朋友妻不可欺”。杨阿姨在香港和上海也都有条件很好的住处，她在家无聊，想学声乐，父亲马上就向音专借了钢琴帮她联系学校去上学。但父亲毕竟是文人没有大把的钱，也没有时间陪娇妻，也可能是不“志同道合”，也可能是年龄差距。婚姻的失败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备受折磨，却也给了他许多灵感，事情总还有另一面。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很多年后，杨阿姨又重新有了自己的家庭，她曾对一位记者讲，我那时年纪太轻，不理解望舒。有了这句话，父亲的在天之灵可以告慰了。
既然两人分手了，我和大妹自然不能再住下去，便随父亲住进了叶伯伯（灵凤）家，他们家的房子虽好也在山上，但房子却不多，他儿子平时也只能在客厅里搭张帆布床。我们父女三人就在客厅的地毯上，铺一张薄薄的被子，香港不冷，我们睡在上面挺宽敞，挺好。
这年的春节我们在叶家过的，他们家也没有特别的讲究，除夕那天父亲带着我们两个和叶伯伯到街上看放烟火、放鞭炮，在空巷中溜溜，买点芒果吃。和爸爸在一起不快乐也快乐，我不用提心吊胆怕做错事，挨别人的白眼，那双瞪着的大眼睛似乎有那么多的仇恨。
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他常拿一个喷雾器对着嘴喷，大口贪婪地吸着喷出来的药水，有时这也起不了作用，他会用麻黄素给自己打针，这是饮鸩止渴，喘不过气来的痛苦使他顾不了这么多了。这样的身体还要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北上，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不会不知道这有多艰难，但他还是决定北上。他说，不想在香港住下去，决定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们离开叶家，叶伯伯送我们，我们四人坐在一辆货车的后排位子上，父对叶讲，我还有一千块没拿，算了，没时间了。晚上朋友们来旅馆送别，杨阿姨也带着小妹来了。吃完饭杨阿姨没走，他们和我们一起睡在旅馆集体房间里，陪大妹度过了最后一晚。此时我非常羡慕大妹，我离开上海时，可没这个福分。
我们乘的一艘欧洲货轮，船上有许多外国船员。一起走的大约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从不言笑，大家打牌、聊天他也不参加，只是站在一边，我上大学后有一次去中南海礼堂看戏，在走廊上见到了他，我走上前去说，我认识你，我们一起从香港来北京的。他矢口否认，一副严肃的样子，让我再也问不下去了，但我不会记错，因为他那时候很特别，又和我们相处了一周之长，相信他是中共派来接我们的。
我们在大沽下船。上船时我穿着裙子，下船就要穿棉袄了。大沽和天津中间还隔着塘沽，不知走到那一段，我们的队伍就狂奔起来，估计天津刚刚解放时局尚未完全平定，我们在那住了一夜，第二天坐上为我们几个人开的专列从天津到北京，而窗外的车站上却挤满了人，你推我搡的。
到了北京安排我们住在翠明庄，我们住的一套房子是最好的，与同来的卞叔叔相邻，后来马思聪也住在我们旁边。
自从踏上北京，我俩就成了父亲的附属体了，他到哪里就把我们带到哪里。他先访问朋友茅盾、沈宝基等。沈是在法国与父亲相识的，我们去看沈伯伯，那天是晚上，父亲借着月光熟门熟路的往前走，走到一个门洞，他忽然呼叫走来的人“宝基”！那人一愣：望舒？你不是死了吗？父自人日寇地牢受尽酷刑，朋友都知道，传言他死了也自然。父亲笑着说：“没有。”他引我们走进了家，这是一排三间的正房，养了一屋子的猫，屋里较零乱，但我们经常去。那时的文人，生活就像沈伯伯那样，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才得以提升。父亲还带我们到一处像庙的地方看花，花已没有，被废弃的庙住进了人，父亲遗憾地说：“本来是有好看的牡丹的。”晚上有时还会去东安市场，刚刚解放的东安市场是很有京味的，市场的周围是一些小铺，有卖肥皂也有卖冰淇淋的，卖什么的都有，市场的中间卖北京的特产冰糖葫芦、蜜饯、酸梅糕、山楂糕，茯苓饼，还有小小的又软又黄的梨和各种北方水果。每个小摊各点一盏小灯，照亮着自己那小小的摊位，乍一进去似乎有点黑，走着走着就不觉得了。摊主穿着中式服装，手里拿着两个铜制的小小的似碗的东西不停地当当地敲着，操着京腔吆喝招徕顾客，那些东西看着非常好看，吸引你买，吃起来也好吃，如今的这些食品可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