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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实现。偏偏在遭受挫折的淡淡的失望或沉重的失败之中，最容易有好诗成功诞生。缪斯，屡败屡战，愈战愈勇……诗人也有同样的秉性：常常由生活的失恋者、失意者、失败者，而成为缪斯的宠儿。
在历史上，缪斯女神确曾像自由女神一样勇敢地引导人民。以祭器、乐器作为武器，以想象中的天堂摧毁现实的地狱，一呼百应。硝烟散尽，铸剑为犁之后，它逐渐失去那种对全民的号召力。诗歌的影响急剧缩小，但女神毕竟是女神。缪斯女神仍然在引导人民，引导一部分人民，引导一部分以完美或绝对自由为终极目标的人民（他们属于精英中的精英），顶着炮火，在雷区中锲而不舍地前进，继续前进……至少，那些头脑中只有远方的诗人，是缪斯女神（同时又是自由女神与美神）最忠实的支持者、追随者。缪斯女神在引导诗人，向一个永远不可能抵达的地方悲壮地前进。它指出的并非具体的地址，而纯粹只是一个方向：前方就是
这是无始无终的急行军：有人倒下了，又有人爬起来；有人掉队了，又有新人加入进来……自由女神的主旋律是进行曲，美神的主旋律是小夜曲，两种伴奏的音乐，在缪斯的队伍中共鸣、互补，水乳交融，又相映成趣。不同的韵律，吸引来不同的诗人。
或许诗歌原本就有两种：进行曲，或小夜曲。诗人也有两种：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诗歌的写法也可分为两种：要么用刀法，要么用剑法。大刀片是富有杀伤力的兵器，直抒胸臆，靠的是震撼人心的力量；剑则带有仪仗的性质，以防身为主杀敌为辅，与刀的社会性相比，更为个人化一些。剑不如刀有力，有轰动效应，但更强调美。刀以力为美，剑以美为力。闻鸡起舞，剑是最好的道具，它适宜与轻音乐、舞蹈相配合，带有玩赏的意味。刀体现直接之美，富有阳刚之气；剑体现间接之美，或者说阴柔之美，讲究含蓄、曲折、隽永。
有必要将刀法与剑法分个雌雄高下吗？可能做到吗？诗歌的刀客与剑客，分别是两种英雄。前者如杜甫，刀法浑厚稳重；后者如李白，剑术出神入化，即使“拔剑四顾心茫然”，也让人心为之一紧……
和平年代，重若泰山的大刀片是否生锈了尚不好说，但使剑的人恐怕越来越多了。我肯定算其中之一。现代诗越来越像剑术，娱人，或者自娱。好剑得用好钢，好钢能作绕指柔，以柔克刚。剑是一种风格，即使你手持的是一枚秀花针，仍然可以按照剑法去运用，点对方的穴位，或穿透其灵魂。读者被点穴，如同针灸，有一点点痛，一点点痒、一点点麻，有一点点忍不住又不得不忍住的东西。小夜曲缺乏进行曲那种震耳欲聋的爆破力，却更容易击中听众心灵的穴位，在心理上而非生理上获得强烈的反应。
当别人都用电脑写作的时候，我依旧保留着钢笔：这是我的诗歌之剑，祖传的冷兵器。
忆父亲
■ 忆父亲 戴咏舒 戴咏絮 戴咏树
父亲是二九零五年农历九月初七生人，离今年已有一百年了。离开人世有五十五年，在这五十五年中，世界有了许多变化，中国有了许多变化，我也由一个孩子成为被孩子称奶奶和外婆的老人了。在寂寞空闲的日子里，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着父亲留下的相册。相片中的我，有一双淘气而又乖巧的大眼睛，它透出了自信和骄傲，不过好日子不长，正如父亲在《示长女》诗中所写的那样：
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
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
你记得我们的小园临大海，
从那里你们一去就不再回来，在诗的最后一节他还对我说：
可是，记着那些幸福的日子，
女儿，记在你幼小的心灵：
你爸爸仍旧会来，像往日，
守护你的梦，守护你的醒。每当我读到这首诗都会大哭不已，直到今天我写下这篇纪念文章时，我仍不断流泪，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动笔写父亲的原因，因为一接触那些资料，那些过去的事常常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今年是父亲一百周年诞辰。我不能再沉默了，两个妹妹也希望我代表她们，向关心父亲的人，向读者介绍一些他生前的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一九四六年三月父亲离开香港优越的生活条件，携妻女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父亲的新妻叫杨丽萍（杨静），她的父亲是宁波人，她的母亲是广东人，她身上兼有两地人的特点与美丽：精致的五官，鲜明的轮廓，一双广东人的大眼睛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小巧玲珑的身材，闪着光泽的浅棕色的皮肤，是个美人。她活泼好动的性格使她十分容易与人相熟。父亲朋友见到她无不称赞，父亲也颇为得意。她的名字中有个“丽”字，我母亲的名字中也有个“丽”字，他们在香港生的第一个女儿，父亲也称她为朵朵，直到一九四六年回到沪，在众人面前才将她改为二朵朵，叫我大朵朵，小的为昂朵。但一九四九年杨与父的通信中她仍称大妹为朵朵，直到一九四九年她到北京，再次见到我时，才改了口。我妈就从不改口，一直叫我朵朵，称大妹为二朵，虽是一个名字，里面包含许多难以说清的心思。父亲回沪后除了看望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外，还去看望了我的母亲和她后来的丈夫周黎庵（周劭）。那天我正好在母亲家，父亲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长，他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因为这次拜访，母亲之后一直还讲：我们是朋友。
父亲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回来的，有的东西放在了香港没有处理，他那八大箱子的书也留在了香港。有文章说他回沪是为了向组织交代是，因为香港有地下党，并且他的问题夏衍早就出面解决了，并取悦于 一九四六年二月写出了自辩书。我想他是来想接我和奶奶的，同时也是来看看多年未见的家人与朋友，观察一下能否留下。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不把自己的担子推给别人。奶奶被自行车撞了以后无法独住了，而在姑妈家又生活得十分难。而我已被送到一所有寄宿的学校读二年级；周日只剩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校舍中游走。生母对朋友讲：“戴望舒再不来接女儿，我要送给人家了。”我不知母给父的信中有没有说这话，但从父亲留下的相册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我，脸上再也没有了自信和骄傲，只有一丝的忧郁，感情细腻敏感的父亲不会没有看到我的变化，他怎么能舍下女儿不管呢？他回来了。
建立一个家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新到一个地方，没有大把的钱，是太难了。我们一家六口先暂住姑妈家，后来搬到孙大雨的祖宅。它在方滨中路，门开出去对面就是城隍庙，那时的城隍庙人很少，不热闹。我们住在他家天井旁的侧屋里，这种房子和后来建的石库门房子结构不同，前面的二间侧屋又狭小又长，地上是青砖的，那样的环境我们竟然也住下了，奶奶在那狭小的屋子里开起了伙仓，杨阿姨也没有什么怨言。我们三个自然是跳跳蹦蹦的到偌大的城隍庙去玩。
父亲为人忠厚，待人诚恳，还特别热衷帮助别人。我从徐伯伯的《江南小镇》中，和他自己的日记中都可以看到这点。父亲有许多好朋友，施伯伯当然是最好的，还有许许多多。在他困难的时候，朋友们总愿伸手相助。不久周熙良介绍他到新陆师范教书，那里提供非常好的住宿条件，每个教授有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二层独立带小花园的房子。那时的房子是很贵的，文人只能住在阁楼上，这么好的房子自然吸引了许多教授前往。
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抗日战争胜利，他们遗下它走了。房子较新，干净。内部是日式，浴缸是木质的，地上铺的是塌塌米，除了大门柜。我们搬进去时什么也没有带，因为们什么也没有。除了二张沙发一张茶几，写字台在一楼外，还有一个似五斗柜的柜子在二楼是主人留下的。我们夏天就在这家徒四壁的环境巾生活。不知是他没有钱买，还是没打定主意留下。不过父亲的兴致很高，白天在楼下看书，接待朋友。没事就到隔壁的孙大雨家中聊天，到对门的周熙良家中聊天，还常和朋友在小区前的空地上打网球，领着包括奶奶在内的一家六口在后面的空地上种东西，杨阿姨打着赤脚也跟着一起干，我们三个在地里窜来窜去的捣乱。父亲不是农民，却喜欢种地。一九三八年在香港薄夫林道住时，他也在屋上面的空地上耕耘，是什么吸引了他？是恬静的田园生活？
天气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