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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被迫加入高级社或公社之前，都要把私产耗尽才赤手空拳「入社」，有的在三天之内要吃尽三月之粮，竟为之胀死）。但是公社内吃大锅饭，毕竟不要钱，大肚汉在公社食堂中，各吃所需，胀个半死，也无人过问。六亿同胞如果都能大办公社（包括城市公社），同吃、同住、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的中国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了。推而及于全球就世界大同了。
朋友，这就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境界。你能说这一思想不高明不伟大？毛主席要把这一思想内容首先在中国的农村里加以试行。那时所有有思想的中共各级干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可说无人不服膺这一理想。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时间（Timing）的问题，快慢的问题；和实行程序的问题，方式的问题。
因此在「一五计划」快要胜利完成之时（一九五五─五七年间）高高在上、满脑理想、信心十足而意气风发的毛主席，和一些同意毛氏，或以毛为攀援之树的少数高干，像柯庆施、康生等人，就和当时党中那些目不暇接、日夜干活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子恢、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李先念等等实际工作者，就发生了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差别了。
老实说，这一分歧，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的现象。但是只有在法制严密的国家里，才可得到和平合理的解决。试看美国开国之初，开国元勋的杰斐逊和汉弥顿，不就为着重农重商的问题，相持不下。其时高高在上的华盛顿，不就亲汉而黜杰。逼得杰斐逊一怒辞职，另组新党，竞选总统，实行他自己底重农轻商的朴素民主主义？但是美国当时的各项客观条件，却有利于汉弥顿的资本主义，终使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再度和平的转回汉弥顿路线，以迄于今。
可是这一相同的问题，在中国政治里，就变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从一九五五年起，毛主席这位理想家，就认为「一五计划」太慢，要大力加快，一翻再翻。并藉柯庆施等激进派为前锋「冒进」了起来（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篇笔误为市长，便为更正）。周、陈、薄等务实派专家，则认为翻不得也，一翻就要搅乱全局，大出纰漏。他们不察就里，还在继续呼吁要「反冒进」。可是那在暗中策划冒进的毛主席不依了，在上篇曾约略说过的「南宁工作会议」（一九五八年一月）里，乃揭开面纱，挺身而出，公开的领导「反反冒进」运动，并强迫周恩来自己承认是「促退派」，并企图加以撤职。据周恩来秘书事后的回忆，周公就为那一点点的犯颜直谏，被毛某强迫去「亲撰」（不许秘书代笔）认罪、坦白、检讨书使周公夤夜一人枯
坐于办公房内，执笔流泪，使守夜不能成眠的邓大姐，也心焦不已。随后陈云、薄一波等人也都被迫「认错」、「检讨」；对刘少奇也被迫承认「头脑没有主席清楚」，而由「反冒进」转为「反反冒进」。因此在全国一片冒进声中，在全国「土法大炼钢」，百万座「小高炉」的熊熊烈火照耀之下，中国农村里原有的百万个初高级的「合作社」，在数周之内，就被合并成两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个「人民公社」了。所有的中国农民从此也就都能「吃饭不要钱的」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了。
饿死三千万贫苦农民
上述这个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的天堂之在中国出现，是人民中国建国十周年的事。距今已整整四十年了。这个天堂，其后一直延长了三年。其实际结果是在天堂里发生了数千万人民的「非正常死亡」。说真话，就是农村里面的农民，有三四千万人，被活活的饿死了。但是当时中国农村大量饿死人的实际情况，由于党和政府对信息封锁的严密，不但国外毫无所知，连大陆上的城市居民，如在农村没有亲友，也只是糊胡涂涂，一知半解，不知其情况之严重也。笔者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返国探亲访问，只略知童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多半死亡，固不知其死亡的原因是「饿死」也。但是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是今日世界任何史书上的大事。纸包不住火，二十年后，消息渐出，全世界，尤其是，「事过则知」的华裔司马懿，无不为之大惊失色。但是在这三年之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就言人人殊了。今后可能也不会找到精确的数字。但是国际人口学者，根据中国大陆历届人口调查的数据来统计，这三年（一九五九─六一）在中国大陆上所发生的「非正常死亡」，其底限盖为二千五百万人。根据从大陆移民出国的丁抒教授，很细心而可信的估计，则非正常死亡底限，应为三千五百万人。【见丁着前书，页三六九─三七四，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再根据陈一谘先生告我，他是在当时的国务院，亲身参加调查所作的估计，三年之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总数，约在四千万和六千万之间。陈君当时在国务院任职，曾亲身参预对中国农村受灾情况的调查，并在笔者的故乡、受灾惨重的安徽省肥西县实地调查，住过甚久。后来党和政府为着扭转灾情，更新制度，乃实验出「包产到户」的「安徽经验」，由各省前来「取经」模仿。这项「安徽经验」，便是陈君帮助一位不惜舍身饲虎的地方青年干部郭崇毅（也是笔者的一位近亲表弟，他保存有大量原始史料，并撰有专著），不顾死活地顶出来的。这项经验，一谘曾为我在纽约简述之。因为他所提出的，四千万到六千万的总数，纵有点情绪，也绝非信口开河也。
人是怎样饿死的
既然饿死这么多人（在中华五千年通史中，所有暴君所般的人，加在一起的总和，恐怕也达不到这一数目呢），读者或许要问，这么多人是怎样饿死的呢？政府为什么不加防范？不加救济呢？据说闯此滔天大祸的毛主席，后来也知道死人不少，而可怜的农民，宁死也没有揭竿而起，来暴动反抗，毛主席为此还把农民的善良褒扬一番呢。朋友，岂今日农民比古代农民更为善良哉？今日的极权政府，管制之严密，岂古代专制政府，所可望其项背哉？古代农民可以揭竿而起。现代农民，你敢？这就毋须多加解释了。
至于人是怎样饿死的呢？没饭吃嘛。粮那儿去了呢？政府征去了嘛。政府为什么要如此起征呢？大跃进嘛、冒进嘛。毛主席在都市中号召。工业要「以钢为纲」，要全民建小高炉，搞大炼钢，生产要翻几番。翻得遍地都是铁疙瘩。毛主席在农村号召「深耕密植」、「以粮为纲」。要把粮食产量翻几番。农民翻不出就饿死人了。奇怪了，粮食增加不了，又怎曾饿死人呢？教授有所不知，咱中国是个古怪的国家呢。粮食产不出，还要虚额上报；按虚额缴税。公积粮缴之不足，就缴口粮，甚至种仔粮也得上缴，这样，青黄不接之季，就饿死人了。谁个混账东西，来强迫农民，饿死也要超额缴税呢？干部嘛，省委书记嘛。他们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大家都要抢着「放卫星」，虚报生产量，还要抢着超额报税，向毛老大讨好嘛。农民的死活他们就不顾了？当了干部，当了官，谁还去管什么人民呢？……就是这么简单，三千万农民就活活地饿死了。
死了这么多人，政府为什么不早为预防呢？它不超额征税，不就是预防了吗？但是它又怎能不超额征税呢？有如此灾荒，中国原可向国际购粮赈灾，也可向国际报荒，请求赈济。但是一向就鼻孔朝天的毛主席，又怎能向帝国主义乞怜呢？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毛主席大办公社，办死了三千万人，在历史上剩下的也就只是个「统计」了，夫复何言？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北美洲
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简述（上）
吾人幼年读国史，从「纲鉴」、「通鉴」读到「四史」，尤其是在通鉴各章节中，史不绝书的什么某地某年某月「大饥」、「人相食」、「民易子而食」，又是什么「大蝗」、「大疫」等等刻板式的记载，可说是一览而过，头脑里印象毫无。想不到这种古史上的记载，在现代中国，有时竟能及身而见之。一旦亲身体验之后，再读古书，往往就有惊心动魄的震撼了。
抗战期间，笔者于一九三九年高中毕业之后，曾与同班同学三人结伴从湘西的永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