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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1）顾准在九十年代被挖掘出来，很多人强调的是他寻求真理的勇气，在文革那样严酷的环境中，他可以不考虑个人的任何得失，仍然进行问题的思考和学术的探索，而这一切，实际又与他的生存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一种追求与志向，人们较多地称道的是顾准的这种精神。而对于他的研究，人们似乎强调的不是太多，或者干脆认为受历史局限，顾准的研究在现在看来价值不是太大，但我近来翻阅《顾准文集》，发现远非如此，顾准的很多观点非常有前瞻性，如今看来也决不过时，很有先见之明，比如他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
现在的很多学者那儿，只要一提到什么民间、市民社会之类，就大为叫好，而这种观点的产生，无非是基于所谓官方/民间这样的二元论，所以，只要是民间的，或者代表民间的，他们就大为叫好，而民间所具有的两面性，却被他们疏忽了，比如民间既是藏龙卧虎的，又是藏污纳垢的，既是生气勃勃的，又是阴暗混沌的，当然也许是因为受传统意识形态束缚太久了，矫枉难免过正，另外，他们更深一层的寄托，实际是寄希望于市民社会的形成，自动地开出一个自由民主的所谓现代社会来。但在更严酷的环境中挣扎的顾准，反而对这个问题有更清醒的认识，顾准认为：即使有了市民社会，也不一定产生出资本主义来，顾准说：“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顾准分析了历史上一些市民社会如何未能达致现代制度，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商业繁荣，盛极一时，后来反而返回了小农经济；汉堡、不来梅，这些最早的商业市民社会，也未能自发扩张出现代制度。顾准揭示了“市民社会”可能具有的两面性，一是若法权体系、上层建筑同步改革，“市民社会”确有可能向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转化；二是没有法权体系、上层建筑的同步改革，“市民社会”则有可能演变为畸形的“民间社会”，如西班牙、意大利南部的准黑社会。在这里，近年来为众多学者苦苦思考的“私性社会”在中国为何总是不能转化为“公共空间”的问题，顾准已开始触及到了。
顾准可谓先见之明，一针见血，而且顾准的思考对我们也颇有启迪意义，在当代社会，民间及所谓市民社会有更复杂的表现形式，如有人简单地将所谓商与官对立，似乎前者就代表了民间，而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商与官是结合在一块的，经济学界已不断揭露了这个问题，如何清涟就指出过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中，权力与资本是互换的，权力的资本化及权力寻租的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人认为只要权力退出市场，似乎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因为在中国现实历史中，市场本身是权力扶持起来的——在此之前，并无市场，那么权力又如何可能真正地彻底地退出市场呢？或者说权力将市场扶持到一定程度后，反倒会心甘情愿退出市场吗？再者，即使权力完全退出了市场，又真的可以完全放任市场吗？这也同样是危险的，市场本身是颇难控制的一头猛兽，训养得好，可以为人所用，反之则会伤人，如顾准所说的，黑社会不就是民间产物吗？黑社会的冷酷无情不是更可怕吗？看看如今失控的某些偏远地区的情况就一目了然，在那儿，旧有威权退出后，完全是恶势力、邪教控制，比以前更无秩序、更可怕，或者更专制。
可以说，这些问题都决不可过于简单化，简单化是研究、处理问题的大忌，最易招致更大的混乱。（2）实际上，关于“市民社会”，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也从另一角度探讨了其复杂性。
查尔斯·泰勒首先考查了“经济”一词的变化，指出：在历史变迁中，直到相当近期，人们才形成一种观念：将社会视为一个“经济体系”，即由许多互相关连的生产、交易和消费行为构成的总和，它有自身的内在动态和不受外界影响的规律，这幅图象形成于十八世纪重农学派的著作中，更准确地说，是由亚当·斯密完成的，我们只需考察一下“经济”这个字眼的意义的变化，就知道其间经历了一场多么巨大的知识革命。Economics（经济），就其词源来说，是家庭（household）管理术之义，尤指理财。nomos就是由管理者，即oikos（家居）所下令实行者。人开始将整个王国视如家庭，认为全国的生产和消费都需要用家庭理财的方式进行“管理”时，这就已经意味着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它使我们跃进到“政治经济学”中。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将全国的经济活动，视为在某个意义上自我组织、服从自身均衡和变化的体系。nomos一词开始具备astronomy（天文学）中的nomos的含义，指一个依照因果规律而运行的体系。economy的现代意义诞生了，即指一个拥有内在组织的体系。
由此，查尔斯·泰勒认为：经济早年被掌握在皇权手中，后来，经济逐渐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成为自主的领域，经济就不再仅仅由皇权掌握了，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促成了资产阶级的壮大，促成了西方社会“公共空间”的出现，并最终动摇了皇权的极权威力，导致了封建极权的崩溃。但是，当经济成为一个自主的体系后，当经济作为社会主体与政治分离后，它往往容易满足于自身的自足发展，即如哈耶克所言，经济也有其外在的自我调节的规律，非人所能全知，而泰勒则视之为一种“异化”，会令人热衷于追求托克维尔所说的“细微而琐碎的快乐”，从而逃避集体，逃避最需集体精神的政治生活，退缩到个人满足这一较狭隘和容易获得的范围，满足私人生活，成为“原子式个人主义”，而另一方面，官僚机构在毫无干涉的情况下自我膨胀，自我坐大，最终，孤立的个体公民面对庞然的官僚机构感到毫无力量。
确实，经济上的满足往往会使人沉溺于个人琐碎的生活幸福之中，而不再关注政治，也就更谈不上参与，使得政治最终再次为一小撮自命的“代言人”掌握，并逐渐自行坐大，甚至异化，成为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完全独立于民众之外，而民众对此也无能为力。这也是不少人反对“代议制”民主，主张直接民主的原因之一。同时，也可看出某些人将中国的民主化完全寄希望于中产阶级的崛起，实际上也是靠不住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已逐步成熟，但“公共空间”的形成相当艰难，中产阶级的兴起，很有可能不仅不能起促进作用，反而可能成为阻力，因为他们完全可能自顾自，为个人的利益对其他不闻不问。所以真心希望促进民主者不可过于依赖他人，放弃自己的责任。（3）此外，文化界似乎也存在同样糊涂的认识，比如某些人，一说到“民间”这个词，就眉飞色舞，就认为“民间”一切皆好。实际上，“民间”这个词非常可疑，它并非一个自明的词，完全需要仔细分析，比如，在中国的语境中，“民间”究竟是指中产阶层呢还是指底层百姓，如果是泛指，这个词就意义不大，因为泛指的“民间”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就像江就是江，河就是河，它是自然而然地存在那儿的，既不能说很好也不见得有什么坏，它以前存在现在也存在，它其中既有英雄也有坏蛋，它有时清醒有时又是极权主义的帮凶，所以既用不着美化也用不着贬低。倒是需要对它有所警惕，警惕对它的盲目崇拜最终导致“人民专政”。
还有所谓的“民间写作”，如果理解为民间的写作，则意义不大，因为民间的写作从来就存在，从古到今，一直在发生着，并无特别之处。我也并非排斥民间，而是认为应该看在怎样的情况下使用它，比如“民间写作”，如果是指一种站在权力之外的另一种立场，我是赞同的。但其实在这里，写作者与民间也是有距离的，只是说写作者采取了一种倾向民间的立场，或者说关怀民间、弱者的立场，这可算作一种民间的立场，但写作者显然并不就是民间，他恰恰可能是知识分子，只是采取一种代言人的姿态。“民间写作”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有些人喜欢动辙自称什么“民间写作”，我是不以为然的，我以为，写作就是写作，为任何别的什么写作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尤其是其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