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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国标却未能实现。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达到了一定的战役目的，为部署尔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宝贵时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尤其台儿庄大捷给了日军以有力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台儿庄之战是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的形势下进行的。作战的胜利主要是由于第5战区广大官兵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取得的，是由于及时捕捉战机，集中兵力围歼突出冒进之敌而奏效的。台儿庄战役固然取得胜利，但是由于受单纯防御战略思想的束缚，消极保守，台儿庄大捷后，未乘胜扩大战果，集中全力击破疲困之敌，致使日军濑谷支队残部和坂本支队余部撤至有利地形固守待援，尔后又未集中兵力，打击日军增援来的一路或数路，发展胜利，竟坐视日军从容地调整部署卷土重来。国民党军在徐州东北方向基本以阵地战实施重点防御，约30万大军被日军钳制，而未能抓住战机，以机动部队实施有力反击，或迂回敌侧后，战局呈现被动之势，且徐州以西、以南之后方兵力薄弱，致使日军乘虚而入，最后导致徐州夫利。徐州会战对中国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国军队失去了钳制日军的战略要地和防御武汉的屏障，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这就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四章 淞沪、徐州会战和华中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三节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
一、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虽然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拒下承认湘、赣、粤、浙、闽、鄂、豫、皖8省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的合法地位，仍调集重兵进行“围剿”。“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当局虽停止了军事“围剿”，但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红军游击队，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1日发出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
特别强调：各红军游击队“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4页。＇
随后，中共中央又针对谈判中出现的问题，多次指示南方各红军部队：要坚持独立自主，拒绝国民党派人来游击队任职；不能无条件地完全集中，游击队驻地应背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不要移驻大地方，严防国民党的暗袭及破坏，避免重蹈闽粤边、湘鄂赣＇闽粤边恃委代理书记何鸣，与国民党谈判后，率部近千人到漳浦城集中，于1937年7月16日被国民党军包围，除部分突围外，大部被解除武装。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在改编时曾接受国民党派人任副司令等职。＇等地区的覆辙；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避免陷入右倾机会主义，指示要求各游击区的党和军队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应在党内外、军内外大力宣传党的政策，说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教育全体军民认清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对它可能采取的各种阴谋手段，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以及陈毅、曾山、张云逸等负责人分赴各游击队，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部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多数游击队都能根据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地分析形势，坚定而灵活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如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政权改用国民党政权的名称，游击队由国民党给予番号等，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各游击区先后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
中共中央在正确指导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同时，还派出代表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成立1个军，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于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始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
2月上旬，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之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竹沟集结改编。全军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第1、第2两团，共23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3、第4两团，共1800余人；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5、第6团，共2100余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980余人。全军共1。03万余人，各种枪6200支（挺）。
1938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在开进途中，各部队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模范地执行群众纪律，受到沿途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称赞，在2～4月间，第1、第2和第3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4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会合后进至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继之，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二、京沪杭地区沦陷后中共中央开辟华中的方针和部署
京沪杭地区沦陷后，日本侵略军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仅南京惨绝人衰的大屠杀，即有30余万人民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全市房屋1/3化为灰烬，在日本侵略军“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蛊惑下，沦陷区汉奸猖狂活动，到处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四处流窜抢劫；豪绅地主、帮会首领、土匪头目，纷纷收集武器，组织或扩充武装，自封“司令”，各霸一方，敲诈勒索。广大人民陷入国破家亡的痛苦深渊，迫切要求抗日自卫。
1938年春，敌华中派遣军协同华北方面军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地区后，国民党军队和旧政权机构大部撤走，苏浙皖大部地区已成敌后，然而敌军兵力不足，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尚无力顾及，伪政权亦刚刚建立，力量薄弱，这对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有利时机。特别是，由于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提出和实行，以及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迅速开展，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人民迫切希望新四军迅速挺进华中敌后，打击日本侵略军。
而且，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苏浙皖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抗日武装，这就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创造了条件。
根据华中的战略地位、形势及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毛泽东于1938年2月15日，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指出：“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傈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5月4日，毛泽东又对新四军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
5月14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根据华北的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