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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方针的精神，1938年11月18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及参谋部制定了《抗日政权屈服或崩溃的要领》，对所谓“政略”进攻作了详尽规定：
“除作战行动外，当前大致要采取以下方策：
（1）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和建设；
（2）进行建立新中央政权的工作；
（3）酝酿反蒋、对日和平气氛和争取民众等工作；
（4）进行反共宣传；
（5）促使抗日军队内部崩溃；
（6）利用高宗武一派，争取新官僚和民众；
（7）进行西南独立工作；
（8）收买和利用杂牌部队及各种武装团体；
（9）促使第三国（特别是德、意、波兰）否认蒋政权；
（10）促使第三国（特别是英、美、法）放弃援蒋政策；
（11）加强对苏谋略。”［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0页。＇
这些“政略”进攻的内容几乎包含了非军事的政治、经济、外交、舆论宣传、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其目的一是通过巩固占领区和炮制伪中央政权，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面前造成一种矮化中国抗日政权的既成事实，并结合外交上孤立中国，动摇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二是通过反共宣传挑拨国共两党关系，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嫡系军队与杂牌军队之间以及抗日征与亲日派之间的矛盾，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阵营，达到日本外部军事进攻达不到的目的。
停止正面战略进攻，集中主要兵力对占领区实行治安肃正作战
在确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方针后，日本的军事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的文件中，对新的军事战略的各要点作了阐述。
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战争。文件指出：“虽要利用攻占武汉、广东的余势，致力干事变解决，但是，要迅速取得成果，预料尚有困难。为应付长期作战，……以攻占汉口、广东为行使武力的时期。然后，自主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别要防止急燥。”［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页。＇
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文件声称：“虽然肃清抗日残余势力的的工作仍须继续进行；但主要有待于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与谋略工作。”［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页。＇
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文件要求战地日军在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版、第553～554页。＇
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文件规定，在华日军要把巩固占领区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对正面战场则要求把“兵力配备限制在最少限度内。”［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3～554页。＇
依据新的军事战略，日军在结束武汉会战后，即着手调整部署，实行向保守占领地的持久战态势的转变。
1938年10月，日军在华有24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乓集团（2个骑兵旅）和1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有13个师、1个支队；华南第21集团军有3个师；华北方面军有8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日军的主力在正面战场。其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师陆续遣返归国休整，同时按照保守占领地的要求，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编制的师和独立混成旅，替代回国部队。
至1939年底，侵华日军新部署基本完成后，在中国派遣军（1939年9月组建）隶属之下的侵华日军共有24个师、20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兵集团。
这些部队分为4个战略集团，其各自的兵力及任务如下：
第11集团军配置在武汉地区，下辖7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对中国军队的主力进行以攻势防御为特点的作战；
第21集团军辖4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任务是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切断中国的补给路线；
第13集团军辖4个师、4个独立混成旅，主要任务是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占领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京、沪、杭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华北方面军作为最大的战略集团其兵力为9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负责确保已占据的华北地区的安定，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7～8页；《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95～297页。＇
从上述日本军事战略的变化及相应的部署调整中可以看出，日本的侵华军事行动在整体上已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保守，就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而言。日军军事打击的重点已经转向后者，日军在其后方的作战活动更加频繁。
自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华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的意图，连续实施了3次治安肃正计划，其中心是用武力“讨代肃正”，以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尔后建立各级伪政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巩固占领地区。
建立长期自始体制
1938年底，日本修改侵华方针的原因之一是要减少军力、国力的损耗，因此，建立长期自给体制，就成为其新的侵华方针中的重要内容。日本原企图迅速战胜中国，在中日“经济提携”的名义下，取得种种经济上的权益。
但是，战争持久化及消耗的剧增，使日本等不及“经济提携”的实现，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在已经占领的地区进行“自主的建设。”［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83页。＇
1939年3月30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在《从战争指导观点出发处理目前各案件的准则》中，也把在“治安地区，特别是在其中的主要地区进行必要的建设”作为持久战争的一个主要手段，并强调：“目前在重要治安地区确立治安和建设尤为重要。为此，要在逐渐形成重点的同时，为长期计划制订各种措施。”［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557页。＇
鉴于战争长期化已不可避免，日本开始要求侵华日军努力提高独立生存能力，实现长期自给，企图以“节流”方法减轻日本国力的负担。
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及参谋部提出：在为恢复治安而固定配备充分兵力的同时，要“努力使其实现长期自给的局面”。［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89～290页。＇
1939年3月30日，再次要求“要使现地兵团为了部队的生存而采取长期持久自给的态势，……努力充实整备战力，同时尽量节减人力、物力的消耗。”［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289～290页。＇ 要求侵华日军在现地实现“自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战争经济的贫困程度。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三节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制定抗战新阶段的战略任务
就在日本着手修改其侵华方针的同时，中共中央及时预见到战争形势即将发生的变化，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是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毛泽东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并在此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毛泽东的报告和政治决议总结了以往抗战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今后抗战的发展趋向，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战略任务。
一、对抗战以来的总结和对今后抗战形势的估计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依据已经表现出的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