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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进去，一心一意要考进清华，学电机。那时候电气化的工业革命刚刚进入青阳小城，爸爸感觉到了随之而来的生活会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胶皮电线里传送过来的不仅仅是能量，还是梦想，传奇，色彩和诗篇。他好奇，激动，期待，想要把自己投身进电气化的革命当中，成为掌控世界的那一部分能人。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酱园消失之后，家中很快陷入贫困，他仅仅读到初中毕业。
他十六岁进邮局做事，拿薪水养家，养我那个瘫痪在床的爷爷。二十五岁上，他熬到科长的职位，从此不再动窝。他的家庭出身注定了他的政治生命到此为止。
然而我爸爸不是一个安于小城平凡生活的人，邮局职业开发出他的另一个爱好：集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集邮曾经成为一个疯狂挣钱的手段，如果手中碰巧有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或者一张清代“龙票”，都可以在邮票市场上昂头挺胸地走上一遭，享受众目睽睽之下的艳羡和敬重。可是在这之前的六十年代，集邮还只是一个悄无声息又带着点奢侈的爱好，我爸爸不得不用每天早晨省下来的买烧饼钱，燕子衔泥一样点点滴滴丰富他的收藏。
他书桌的抽屉里有装备齐全的一套集邮工具：金属的镊子夹，带长柄的放大镜，多功能的量齿尺，各种胶水纸。我还见过他自制护邮袋：用一张玻璃纸和一张衬纸，裁出所需要的尺寸，将它们的底边粘合，再往衬纸背面刷上胶，晾干之后，便可使用。他每天早晨上班之前，都要把几本集邮簿小心收到床后箱子里，挂上一把黄铜大锁，箱子外面还要遮上一层油布。在我们那儿，油布是公认为可以防潮的。可是胡妈背地里嘲笑他，说这叫“放屁拿手捂”，捂了以为人家闻不见，其实臭味照样扩散。胡妈的意思是，我们家的房子实在太老了，“三年困难”时期把地板和板壁都拆掉了换山芋干吃，房子里面就更加潮湿，地气没有了木板的阻隔，砖头地上永远都汪了薄薄的一层水，像是老房子永远都眼泪汪汪地悲哀着。这样的房间，遮一层油布管什么用？…下班之后，我爸爸会打开箱子，搬出集邮簿，再洗手，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记事本，本子里总是夹着一枚或者两枚崭新的邮票。他拿出小钢镊，小心地夹起邮票一角，屏住呼吸，把娇嫩的邮票从本子里转移到护邮袋中，再放进集邮簿。有时候，他还会拿量齿尺测量一下新邮票齿孔的度数，也会把集邮簿举起来，跟目光平齐，让窗外光线水一样地漫过册页，留心那些邮票表面是不是留下了污渍或指纹。
如果我和艾早想看看那些邮票，他也能同意。他会让我们在桌子对面站着，手背到身后，由他把集邮簿倒过去朝向我们，再轻轻翻动页面。每页的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好像多一秒那些邮票就会氧化得快一些。我记得他给我们看过一套“广播体操”的特种票，全套总共四十枚，整整齐齐排满了集邮簿的好几页。他还有几大张没有裁开的“苏联十月革命35周年”
纪念邮票，面值是八百元。我们都以为八百元是个大得吓死人的数字，可是爸爸说，这是旧币的标价，实际上也就是现在的八分钱。
九十年代，我父母到南京小住，偶尔逛进了一个邮票市场。他在市场里看到一张“集邮报”，报上的消息说，四枚一套的“十月革命35周年”纪念票，拍卖价5．5 万人民币。我爸爸当时就血压升高，头晕要吐，叫了出租车才勉强回到家。
原因是，早在“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随着“清查阶级队伍”运动的深入，我们家中被抄，爸爸的十几大本集邮簿全部不知去向。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那些宝贝。他一直怀疑是张根本暗中搞鬼，联手那些不谙世事的红卫兵，扫荡了他的家。这样的怀疑不无道理。如果是张根本搞鬼的话，不知道他把那些集邮簿藏匿在哪儿，因为我在他家中生活了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张邮票的影子。
我妈妈李素清说，张根本是当公安的，他多鬼呀，他昧下了你爸爸的东西，会让你看见？ 绝对是这样。论心眼儿，我父母斗不过张根本。
我妈妈的家族历史跟艾家截然不同，不是那种靠家庭作坊辛勤工作而成殷实的，她家族的一夜暴富带着更多的机缘和偶然，有着接近于民间传说的浓烈色彩。
李家本来世代务农，养一头骡子，支一盘小磨，闲时做做豆腐挣几个铜板。可是有一年乡间土匪横行，官兵大肆围剿，眼见得包围圈越缩越小，土匪头子成了瓮中之鳖，无处可逃。
那天夜里李家老爷子听见磨房里骡子把门板蹬得咚咚直响，他胆小，没敢出去查看。天亮后才发现骡子不见了，是被人割了缰绳强行牵走的。磨房草堆里却藏了一袋东西。他弯腰去拎，手里一沉，差点儿闪了老腰。打开看，光灿灿一袋金银珠宝。李老爷子心中狂跳，知道是土匪头子用这袋财宝抵押，换走了逃命用的骡子。
老人家担心土匪报复，不敢报官，小心地挖个坑藏起钱袋。他等了一年又一年，胡子都等得白了，取钱的人始终不来。他于是想到，那人肯定早已被官府逮住，砍掉了脑袋。藏在他家磨房里的宝贝，就这样成了无主之财。
李老爷子当然不够高尚，没有做到“拾金不昧”。他小心翼翼地开始花掉这笔天上掉下来的巨款。怕人起疑，他不敢在乡间买地，就背了钱袋进城，买房子，买店铺，买一堂又一堂的红木家私，买昂贵的古董字画。老爷子读过乡村私塾，颇识文墨，知道钱财要怎么花出去才有价值。李家境况最火时，城南绵延一条街都是他的房产。
然而俗话说得好，最富不过三代。日本人占领县城时，我舅舅才不过十五岁，却已经是青阳城里赫赫有名的败家子。他吃喝嫖赌不算，还抽大烟，卖空了家中一切，最后为了争一个窑子里的女人而当上汉奸。新四军打过来时，一颗子弹结束了我舅舅的小命。青阳城解放，李家的房屋店铺全部作为汉奸敌产没收，寡居的外婆只能带着我的妈妈李素清赁屋而住。我妈妈还有个表妹叫李艳华，自小父母皆亡，外婆好心收留她在身边，饭一口粥一口拉扯长大，我们称她做“小姨”。
我妈妈靠外婆变卖首饰一直读到师范毕业。李艳华的学历稍低，却也读完了小学。在当年的青阳城里，这已经是女孩子当中数得过来的文化人了。我妈妈毕业后在县中当老师，教历史。李艳华参加工作，当县医院的外科护士。
外婆死前曾经嘱咐我妈妈，李家就剩素清和艳华这一对表姐妹，无论什么时候两个人都要互相帮衬，同心协力地过好日子。所以，我妈妈嫁给艾忠义的同时，也给李艳华找到了一个对象，那就是刚从部队转业到青阳县公安局的科员张根本。
我妈妈和爸爸住在艾家从前的酱园里，酱园前面有三间门面房，让李艳华和张根本住着。五十年代的年轻人都单纯，对私有财产的厌恶远远超过渴望，房子给李艳华两口子住就住了，谁也没提过交房钱的事，更没有提过产权归属的问题。
张根本那时候赤贫。胡妈不止一次讲述给我们听：张根本头一次上我们家的门，穿着一件部队里穿旧的绗缝棉袄，棉袄的领口、袖管、前襟是成片的油渍，梆硬梆硬，凑近前都能闻到那股油哈喇味，脱下来随便一扔，棉袄支棱着都不带歪倒。胡妈嫌恶地说，他怎么就不洗一洗啊！ 他居然能穿得住啊！ 那身衣服能叫衣服？ 根本就是油坊里的抹布！ 很久之后艾早跟张根本提这事，他嘿嘿笑着，解释说，就那么一件棉袄，罩子是它，里子也是它，怎么洗？ 洗湿了穿什么？ 我妈妈当年没有以貌取人。李艳华也没有。她们都从这个嘿嘿千笑着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他日后的能力和前程。我妈妈做主，把李艳华风风光光地嫁了出去。没有如王洛宾的歌中所唱：带着你的妹妹和嫁妆，而是带上了三间修葺一新的青砖小瓦房。
艾家酱园的房屋格局是这样的：三间门面房临街，其中一扇后门通向大院。大院极深极阔，中间有石头砌出的一条路。顺着这条路往前走，是一溜五间朝阳的正房。院子的左边还有三间厢房，比较破旧，没什么用处，平常就堆堆柴草杂货。大概在我三岁的时候，厢房里好像还养过一头母羊，我记得我曾经抓过门边的羊屎当玻璃球玩，被胡妈尖叫着扑上来打落了。她立刻把我揪到巷子里的水井边，打了一大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