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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有个向阳的马蹄状山湾，山上松柏苍翠，山前麦田开阔，坡间有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小村西柏坡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环境幽静，风景优美。
西柏坡正处于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处，从华北根据地的大城市石家庄进山，沿河岸顺大道可以直达，不用再翻山。如遇敌人进袭，后撤就是太行腹地，回旋余地很大。既交通方便，又安全可靠，中共中央选定西柏坡，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部。
中共中央书记处驻在西柏坡。滹沱河再往下流，四五里是统战部的李家庄，沿岸还分布着社会部的西黄泥村，外事局的柏里村等中央机关驻地。
西柏坡的建筑都是普通的北方农家小院，土坯墙，青瓦顶。毛泽东的小院，推窗可见周恩来的邻院，西北有一间低矮的土坯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这间屋里有三张桌子——一张作战科，一张情报科，一张资料科。周恩来说：“我们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世界上最大的解放战争！”
西柏坡虽然位于华北根据地，但是，华北根据地依然处于国民党军队围困之中，对外交通仍被封锁。
国统区与海外的报纸进不来，中央机关的电台频繁遭遇轰炸，也许，这也是西柏坡没有得到香港详细情况的原因之一？
8．周恩来批评潘汉年
无论什么客观原因，周恩来决不允许耽误党的重要工作。1948年8月1日，周恩来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提出严厉批评。
周恩来从各种渠道得知：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香港、上海及各地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经济、妇女、青年、华侨各方人士均有热烈响应。
周恩来回顾：中央曾布置上海局与香港分局，向各方面征询对召开新政协会议、讨论实现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意见，但是，香港分局5月14日只将5月5日两份通电内容约略告知中央，在中央催问下，迟至7月中旬才将全文报告，而且没有转报其它通电及宣言。
周恩来气愤：这就使得中央对此事的回答，延搁几乎三个月！不仅耽误工作进展，还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
周恩来认为：此事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证明香港分局及潘汉年的“政治注意力甚弱”！
这批评可是够严厉的。
潘汉年其人，可以说深得周恩来器重。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改组特科领导：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负责特科工作，一把手陈云兼任一科科长，二把手康生兼任三科科长，三把手潘汉年兼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从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调任特科情报负责人，潘汉年很快完成从文化人到情报人的转变，不久又实际负责特科的整个工作，显示出特有的情报工作能力。
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领导十九路军建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与中共合作，派人寻找红军谈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此项工作，周恩来就指定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同十九路军代表谈判。潘汉年从此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指派陈云和潘汉年去白区传达会议精神，并设法恢复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的联络。几番传奇经历，潘汉年终于到达莫斯科，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托，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潘汉年往返于陕北与上海之间，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之间建立联络渠道。在完成谈判任务的同时，潘汉年还与宋庆龄等民主人士联系，广交朋友。
1941年12月日军进占香港，潘汉年又通过情报渠道，把众多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回内地。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潘汉年很早就活跃在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与高层。潘汉年同时负责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一明一暗，两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可是，一旦延误中央极为重视的新政协筹备工作，还是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人们不由得不诧异：潘汉年其人，一向具有战略眼光，曾准确预报德国侵略苏联的日期，何以忽视新政协大事？
其实，潘汉年处于民主人士汇聚的香港，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更有切实的体会。
据说，农工民主党一位严先生曾访问延安，把毛泽东的一封信捎到香港。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除鼓励外，也批评民盟在南京政府的压迫下自动解散是错误的，还提醒民革有第三方面倾向。
在1948年年中的时候，中国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政治协商的看法还远未统一。
双周座谈会在连贯住地讨论了七八次。尽管大家拥护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的主张，但是，具体到新政协的宗旨、内容、参加者、时间、地点，还有诸多分歧。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
沈钧儒认为：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军发展，加速敌人的动摇崩溃。谭平山也同意，认为“双十节”召开最好。
马叙伦认为“双十节”太快，可于1949年元旦召开。王绍鏊表示赞成。
李章达认为：何时召开要看形势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快固然要快，国际形势凶险也要加快。
郭沫若起初说现在讨论开会时间还早，后来又说，无论如何，召开新政协已是时候。茅盾则认为：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香港这里能决定的。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地点。
定在解放区没有异议，争论的焦点是在关外还是在关内。
王绍鏊认为：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
李济深认为：还是拿下平津以后，在平津召开最好。
李章达认为李济深此见不妥：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最后反成了以军事为前提。
关于新政协代表的产生。
李济深认为：新政协的范围要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谭平山认为：任公的宽大主义甚有问题。李章达也认为：把许多蒋介石的反对派看成革命力量，是太宽大了。
马叙伦认为：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把新政协作为酬酢的工具。
内部讨论久议不决，外间就有传言：李济深总是主张推迟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大概是另有打算！
李济深在国民党中，既有黄埔的中央军背景，又有独特的地方资源。出身广东军界的李济深祖籍广西，因此与桂系头面人物相知甚深。八年抗战，两年内战，蒋介石有意消耗地方势力，北方军阀伤亡殆尽，但是，长期处于后方的桂系却得以坐大。如今，无论军事还是政治，在国民党内，论实力，除了老蒋的中央系，就算桂系了。蒋介石虽然如愿当选“总统”，“副总统”却被桂系领袖李宗仁拿下。论民主声望，李宗仁甚至超出老蒋。而且，战局的发展，正在迅速削减蒋系的实力，于是，桂系的分量就相形加重。
近来风传，历史上数次倒蒋的桂系，正在谋求取而代之。如果，李济深与李宗仁联手倒蒋，岂不可以把国民党中央政权一锅端？
那样，在中国的解放事业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立下大功！
一时间，香港流言纷传，李济深是联共还是联桂，似乎成了问题……
香港的民主人士争论热烈，共产党方面与会的方方、连贯、饶彰风通常都不表态，避免使人以为共产党征求意见只是走走形式。
这个阶段，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有微妙的地方。
关于新政协由何方召开的问题。有人主张由中共召开，有人主张由各党派委托中共召开，也有人主张各党派联合召开。
1948年五六月份的中国政坛，许多民主人士尽管赞同共产党，但尚未心服口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新政协如何召开，恐怕还是众口难调。
有个在旧政协时代跟蒋介石走的党派领导人找到连贯提出：还是由蒋介石召开政协会议，组建联合政府；或是国共两党轮流领导中国；如果再不行，那也要有民社党和青年党参加新政协。
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还说：若要他张君劢参加新政协，中共必须放弃土改！对于许多民主人士而言，谈起民主人人喜欢，谈起革命就要考虑考虑。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农村拥有土地，怕土改分田呢！
香港的新政协运动热热闹闹，但也有人是日谈政协，心向他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