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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新政协运动热热闹闹，但也有人是日谈政协，心向他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形成两极对立格局。1947年春夏，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苏联则于9月组织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东西方两大阵营开始形成。有意味的是：苏联组建情报局没有邀请欧洲的希腊共产党和亚洲的中国共产党。据说，苏联并不赞成这两个党开展武装斗争的作法，苏联希望以自己在亚洲的妥协，换取美国在欧洲的让步。
1948年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发表《告中国人民书》，鼓吹“曾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要组织新党”，“支持政府谋求和平的努力”。3月，北平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倡“不偏不倚”。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司徒雷登表示：苏联愿意改善美苏关系，并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司徒雷登喜出望外。此时美国政府已经得出结论：腐败独裁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战胜共产党。因此，美国期望以和谈方式，诱使共产党放下武器。但是美国明白，由于自己在内战调停中偏袒国民党，已经丧失对共产党的影响力。现在，苏联大使主动伸出橄榄枝，怎不令司徒雷登惊喜！
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出现合作迹象，还给士气不振的国民党带来希望。担忧蒋介石的独裁无能领导会使国民党亡党亡国的张治中说：“运用美苏关系解决国共问题，无疑于漫漫长夜中透出一线曙光！”
反对国民党的民主人士看到世界两强如此倾向，不禁又担心中共的前途。国民党走向衰亡，共产党难以兴盛，那么，就只有找第三条路了……
香港有些人酝酿：给美国总统上书，要杜鲁门支持中国的“第三势力”！
有了这些幻想，还会积极投入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吗？
潘汉年和香港的民主党派朋友，此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论战上。
《华商报》创刊就刊登了一幅“两‘胡’于‘途”’的漫画：
胡适背着标有“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飞奔，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一具无头军人尸体……
旁题打油诗：
“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
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3月1日复刊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与《华商报》配合，同《中央日报》、《大公报》打起笔墨仗。“自由主义批判”、“伪自由分子的两条道路”、“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答施复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的道路”’等文连续发表，大力批判第三道路。
马叙伦、邓初民、侯外庐、曾昭抡、翦伯赞等人在报纸上笔谈：“假如说中间路线在1946年还只是错误的幻想，而1947年已破产的话，那么1948年的今天，它简直变成反动阴谋的护符了。”
各民主党派也纷纷表态：在反民主的独裁统治与民主统一战线之间，没有第三道路。凡是希望新政协成功者，不独不应有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
也许，潘汉年的失误，并非由于对新政协不够重视，而是认为，此时召开新政协时机尚未成熟？也许，潘汉年认为，当前要务是思想准备？
其实，组织准备也很艰难。
避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并非人人享有自由，有些重要的人物潘汉年一时还联系不上。
致公党有两个部分，香港总部拥护“五一口号”，美洲总部却尚无态度——大龙头司徒美堂此时正在香港呢！
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拒绝参加国大，避居香港，国民党派了三个特务看着他。陈其援去找了几次，特务都不给开门。还是连贯想出办法，《华商报》的编辑司徒丙鹤是司徒美堂的老乡，派他冒充亲戚去找。
司徒丙鹤一口台山话，说是来看叔父，才见到司徒美堂老人。可是，两个司徒上街喝茶都有带枪的特务跟随。
一直混了两个多月，司徒丙鹤才得到机会，在建国酒楼为司徒美堂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司徒美堂公开表示支持“五一口号”。司徒丙鹤又为他起草文字声明公开发表。
如何把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组织到新政协运动之中，潘汉年还得煞费苦心。
不止香港，中共上海局那边也有难处。
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史良、胡厥文等诸多民主人士，都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很难与他们商榷新政协事项。
国统区此时不可能公然开展新政协运动，“五一口号”之后的上海，政治热潮是“反美扶日运动”。
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1947年下半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联合民盟、民建、民进、民联等民主党派成员，建立“对日问题研究会”。研究会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多次发表批判美国扶助日本反动势力的文章，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美国驻上海领事却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制止这种言论。主张言论自由的美国反而压制中国的言论自由，更激起中国知识界的反感。
1948年春，上海各大学纷纷召开反美扶日讨论会。5月4日，上海一百二十个大中学校二万多学生在交通大学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在军警围困之中，学生们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帝扶助日本复兴与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报道，惟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谴责学生。全市学生更加激动，又于5月20日举行大检阅，发起十万人大签名。上海著名民主人士孟宪章、陈仁炳、张炯伯、周谷城、张志让、史良、许广平、马寅初、施复亮等应邀参加反美扶日座谈会，还在会上当面驳斥上海市长吴国帧。
真正教育中国知识分子的还是美国。
6月4日，司徒雷登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否认美国扶助日本侵略势力，反诬中国的反美扶日运动是阴谋。这又激起上海民主人士的更大愤怒，各党派著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驳斥司徒雷登。北平、南京、青岛、成都、昆明、武汉等地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也纷纷响应。6月6日，曾联名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十二名香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又联名发表《反美扶日宣言》。
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国统区的群众运动此发彼应。1948年春，北平学联组织三万七千人的平津学生大联欢，国民党立即宣布取缔华北学联。北平学生示威抗议，又遭军警镇压。雷洁琼、严景耀、翁独健等九十七名燕京大学教职员发表声明抗议。
7月5日，是雷洁琼和严景耀结婚七周年纪念日，一早，两人就高高兴兴地去北海公园划船畅游。中午，两人并肩走出公园大门，忽听新华门方向传来枪声。
两人急忙赶去，只见军警正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
7月8日，雷洁琼、严景耀联合许德珩、张奚若、吴晗、朱自清、翁独健、严济慈、袁翰青等四百零四名北平教授联名抗议。
一次次政治事件、一场场政治运动，使中国各地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走到一起，共同走向新政协之路。
但是，人们也注意到：有几位民盟领袖，并未列名这些活动。
尽管“五一口号”大得人心，但尚未一呼全应。还是有人犹豫，有人观望，有人韬晦，有人待价……
个中滋味，要潘汉年在电报中怎么说得清楚！
9．毛泽东批评林彪
这段时期，中共领导人似乎有些火气。
局促小村西柏坡，中共中央指挥全国各地工作主要靠电报。近来的电文中都透出些脾气。周恩来批评潘汉年，毛泽东还批评林彪呢！
多年来，中共在全国的根据地被国民党分割成各自孤立的地域，各地只能各自为战。1948年，各地解放军普遍转入反攻，迫切需要实现全国范围的战略运筹，这就要强化全党指挥系统。
毛泽东强调：集中权力于中央，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毛泽东要求健全党委制，毛泽东要求“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
为了掌握各战略区的详细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2月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定期向中央作出综合性报告二可是，“山头”习惯使一些地方忽视中央要求。5月初在城南庄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