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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没有算这个帐，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帐？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气呀！这么一来（指把汉族干部调走），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
这个理由具有邓小平的实用特色。高昂的治藏成本一直是北京的沉重包袱。减少西藏“稳定集团”的汉人成员，让藏人成为“稳定集团”的主要角色，可以降低治藏成本。仅五万汉人回内地休假的路费和薪金，每年也得几千万，换上藏人至少不再需要花这笔钱。邓小平的哲学一向是有利即干（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方法则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瞧一步。那时的藏人已被毛泽东时代的暴政治得很服帖，起码当时看不出会有“反骨”。中共高层又在改革初始受到举国拥戴，产生了强烈的自信——只要给人民好处，从人民那里得到的必然就是感恩戴德。在百废待兴，万事缠身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难以对治藏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六条”的最后一条，最终导致了西藏政权的异质化。可以肯定，中共治藏政策的转变，目的不是真要给西藏人民以自治权利，他们也确实一直在玩弄表里不一和暗中控制的把戏。但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无论如何是有了改善，并且改善的幅度不小，西藏人民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比以往多得多的自由和自主，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2、藏人的最好状态
达赖喇嘛把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称为“西藏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这话既对也不对，或者说一半对，一半不对。从他1959年出走流亡，西藏在中共统治下已有近40年时间。这40年分为两个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个时代从时间上大概各占一半。客观地评价，把毛泽东时代称为“西藏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是有理由的，但是对邓小平时代却不能一概而论，那虽然也是中共统治，却应该被视为藏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所说这“最好的时期”，既是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也是相对达赖时代而言。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一般不会有人反对这样的结论，相对达赖时代而言，也许就会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尽管达赖时代与现在存在社会制度上的差别，但是并非就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时是“野蛮黑暗的农奴制”。不同民族有各自在文化上的区别（政治制度也属于广义上的文化），而文化无“好”“坏”，也就不能用“进步”、“落后”、“野蛮”等概念进行衡量和比较。在后现代性的语境里，社会的“好”“坏”的确不容易进行比较。即使以邓小平时代藏人不再赋税当差去比较达赖时代繁重的乌拉差役，也可以按照相对主义观点争辩达赖时代的藏人并不以乌拉差为苦（虽然在事实上值得怀疑）；或者以过去对领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比较其今天获得了人身自由，从文化角度也可以说他们宁愿做本民族上层社会的家奴，也不愿意做中国人统治下的“自由人”（虽然也难令人相信）。然而，衡量一个社会的状况，并非全部取决于相对的感觉，还有一些指标是绝对的，对哪个社会都是适用的——如人口增长幅度，平均寿命，儿童死亡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普及程度等。说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好过达赖时代，我们不谈文化，仅从这类绝对指标进行衡量。以西藏的人口增长幅度为例 ，中共进藏以后，西藏人口增长幅度远超过达赖时代，可见下表 ：
年 代 人口增长数（万人） 增长幅度％ 平均年递增率％13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30年代（计450年） 3818世纪80年代至中共进藏（计210年） 11 10。6％ 0。05中共进藏至达赖出走1952年…1959年 7。8 6。8％ 0。731959…1980 62。48 50。9％ 2。001980…1994 46。70 25。2％ 1。64
把中共从1959年接管西藏政权到1994年的35年合在一起计算，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总数增长了109。18万，增幅为88。9％，平均年递增率为1。83％。这个人口递增率是中共进藏以前人口递增率的36。6倍。如果说中共进藏以前西藏缺乏统计体系，数字不足为凭，那么1959年以后中共掌权时期与1959年以前十四世达赖喇嘛掌权期间相比，人口递增率也是后者的2。5倍。西藏人口增加之快，使西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数年以前就已经开始讨论西藏的“人口爆炸”问题 。虽然政府已经在藏人干部职工及城市居民中要求进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汉人一对夫妇只许生一个），但在藏人主要居住的农牧区，仅仅是进行“宣传”和“鼓励”，并没有像西方舆论传言的那样采取“强迫藏族妇女流产和绝育”以及“在西藏实行种族灭绝”的措施。事实上政府控制人口愿望也几乎没有效果。我在西藏各地所见的藏族农牧民，每家都是四五个、五六个乃至七八个孩子。从人口研究的统计数字上看，1989年西藏自治区藏族育龄妇女“出生孩次率”为：一孩23。73％；二孩20。42％；三孩14。78％；四孩11。81％；五孩以上29。26％ 。可见生育五个孩子以上的藏人妇女占最大比例。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深入西藏牧区长达十六个月的实地观察也支持这种看法，他发表在1991年3月号美国《亚洲概览》的文章《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生育控制政策：是谎言还是事实》上这样写：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限制游牧和农垦地区的妇女所生孩子的数目的证据，尽管对于计划生育和小家庭的宣传、赞誉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政府部门所在的周围地区。在帕拉，到1988年，有些牧民已听说了有可以避孕的方法，但绝对没有强迫履行计划生育和限制家庭规模的任何压力。事实上，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妇女来问我们能否帮她获得避孕药。当我们调查这些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离此地骑马三天路程远的地方有能进行避孕注射的医疗所，在更远的县总医院，能进行人流和绝育术。当1986…1988年我们在那里进行调查的时候，还没有发现称赞小家庭的宣传。1990年，两种小的避孕方式（注射和药丸）被小规模地分发给乡级官员，他们被教导要问一问处于再生（孩子）年龄的妇女是否想避孕，但很快，再没有压力或强制施之于她们了。令人吃惊的不仅是牧民，连他们的官员，都有一个大家庭。帕拉的四名当地共产党员（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牧民）的多产经历即反映了这一点。对于其中三位已婚的而言：党委书记的妻子己有了7个孩子（6个活着）；第二个官员的两个妻子（一个是继妻）共有8个活着的孩子；第三个的妻子已有了7个孩子（6个活着）。这些高生育的总的观察可以对该游牧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统计信息为证明。
……我们认为，不断存在的有关西藏生育控制领域的普遍的对人权的侵犯的诉说，并不是在西藏存在系统的和强制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客观表现，而是围绕着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反汉斗争的高度情绪化的气氛的表现。那些报道体现出了政治感情是多么容易误传客观事实。
达赖时期，西藏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五十年代中共刚进藏时，婴儿死亡率高达430‰ ，到1990年下降了四倍，为9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