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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时期，西藏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五十年代中共刚进藏时，婴儿死亡率高达430‰ ，到1990年下降了四倍，为97。40‰（其中城镇婴儿死亡率为38。70‰） 。人口死亡率下降了三倍，从28‰下降到1990年的9。20‰ 。而西藏人的平均寿命从达赖时期的36岁提高到61。4岁（1990年） 。在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为了排除北京供养的因素，我们不看以比较拨款为基础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也不看以“稳定集团”成员及家属为主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看农业生产和农牧民的生活：──1994年同1952年相比，西藏（自治区）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四倍多，从3。1亿 斤增加到13。3亿斤 ；──1992年西藏（自治区）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69。8％，比1952年增长4。6倍 ；──按农业人口平均，1978年每人生产肉类33。23公斤，油料5。15公斤，奶类61。66公斤，到1994年，三个数字分别上升到51。96公斤，14。68公斤，80。79公斤 ，增加幅度分别为56。4％，185％，31％；──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1979年为147元，1990年为484元 ，1994年为903。29元 。再看西藏的教育。达赖时期西藏的教育功能几乎完全由寺院承担，只有从小被送进寺院，才有可能通过念经学习识字。本世纪以来西藏开始萌芽世俗教育，到中共进藏以前，有西藏政府官办学校26所，私塾96个，在校学生3200人左右，占当时西藏人口的0。26％ 。还有一些贵族把子弟送到印度去上学。普通百姓则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国民党政府曾在拉萨办了一所正规学校，十年只有12名学生高小毕业 。中共进藏后，从1952年创办第一所小学，1956年创办第一所中学，1965年创办第一所高等学校，到1994年，西藏自治区已经有小学3477所，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93所，高等学校4所，共有27万名学生在校，占西藏（自治区）人口总数的11。72％，其中小学儿童入学率达到66。59％。 文盲从达赖时期的90％以上下降到1990年的44。43％为了鼓励儿童入学，中共政权在西藏采取了特殊的鼓励政策：对所有入学学生实行“三包”——即包吃包住包学费，全部免费。由于西藏地广人稀的环境、流动的生活方式和对教育水平要求不高的传统生产方式，西藏普及世俗教育的内驱力相对较弱且难度很大 。西藏教育发展到今天这种水平，是靠政府长期不懈地推动、扶持和注入资金才能实现的。当然，可以把中共在西藏普及教育说成是对藏人进行同化的手段。中共的学校教育中也的确有大量“爱党爱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但是从加强统治的角度出发，最有利的不是推广教育，反而是实行愚民政策。教育开启人的心智，使人眼界开阔，思想活跃，产生独立意识，即使中共想把教育搞成“洗脑”，也是做不到的。当前凡具有较强西藏分离主义观点与情绪的人，大多都是从中共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不无嘲讽地证实了这一点。仅仅靠以上数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人活着不仅是为了增长人口、延长寿命或是简单地获得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活得自由和愉快，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毛泽东时代西藏的人口增长甚至比邓小平时代还高（1969…1979年西藏自治区人口递增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2。12％，邓小平时代的1979…1990年为1。62％ ），但是不能因此说毛泽东时代藏人的状况是最好的。的确，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的改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压迫。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当年那种政治迫害已经不存在。运动没有了，阶级不提了，随土地和牲畜“承包”，家庭经济独立，财产变为私有，连行政管制也都随中共基层组织的瘫痪而松弛到极点，尤其在城市以外地区，几乎不再起作用。戈德斯坦对这一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谈到的一个例子是：
1987年12月的一个下午，几个牧民拿着新买的收音机到我们的帐篷里收听印度台的藏语节目，这一事实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改革带来的影响。他们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而我们的帐篷离一个中共干部的帐篷只有几米远，我们就问他们是否在乎那个干部听见没有，牧民们大笑道：“他才不管呢，他自己都听。”
尽管现在还会有中共官员欺压百姓的事情，但达赖时代有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政治上也一样会严厉惩罚任何敢于反对（哪怕是在言论上）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人。在藏人的生活中，摆在核心位置的是宗教。邓小平时代基本恢复了藏人的宗教自由。戈德斯坦的评价是：
新政策带来的变化在宗教方面表现尤甚。我们在帕拉考察期间，牧民们能自由地从事他们传统的宗教仪式。许多牧民家里设有香炉或是插有经幡。牧民们不再担心宗教性摆设会被禁止。有一些牧民甚至有达赖的徽章或公开摆有达赖的照片。摇转经筒，数佛珠、磕长头等都是很常见的。甚至在官方举办的一些活动，像夏季赛马会上，都有非官方但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僧人们可在一个权当寺院的帐篷里祈祷……牧民们自由地到寺院或圣地去朝拜，自由地到拉萨旅行。许多人积极支持一些佛教活动的回归，如捐送食物和牲畜以帮助地方上建小寺院，在家里死人时雇僧人超度亡灵等……牧民中巫师的出现也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这种宗教活动不但中共，甚至连西藏流亡政府都认为是不必要的。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西藏还存在着对宗教的诸多限制，那大部分都是针对寺庙组织和僧侣，一般百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已经基本不受干涉。即使是对寺庙和僧侣的限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只停留在口头，实际难以执行。对此，中共研究人员的文章有如下总结：
一是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而自行开放寺庙和宗教活动点过多。三中全会以后……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需维修开放的寺庙有235座，经各地行署（市）和县批准的宗教活动点97座处。但是，近几年来，我区开放寺庙有些地方己超过所批准的数量，现在不少寺庙是群众自行开放的。有些地方寺庙数目超过了“文革”以前。昌都地区到今年为止，全地区已修复寺庙86座，拉康86个，宗教活动点121个，日措37处，共计330处。其中自治区批准寺庙49座，各县批准寺庙、宗教活动点281处。与“文革”前的全地区56座保留寺庙相比较就有较大的增加。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种自行开放的寺庙数量还在增加。他们不经有关部门批准，就大兴土木，擅自建寺。甚至有的误认为现在落实宗教政策就是发展宗教。一些寺庙的修建互相攀比，追求豪华，精雕细刻，富丽堂皇，一个比一个规模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二是自行入寺信教人员过多……全那曲地区僧尼已占全地区总人口的1。5％，还不包括家庭僧尼。索县西昌乡1900多人中，就有180个喇嘛和尼姑。昌都地区经自治区批准开放寺庙49座，有住寺定员僧尼1774人，各县批准的寺庙、宗教活动点281处，有僧尼6877人。而群众自发修复宗教活动点116处，就有僧尼3740人。这些僧尼大多数都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比如县白嘎乡有74个喇嘛，而该乡的小学也只有74个学生……三是有些地方宗教活动搞得有些过头。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别地方乡党支部组织群众开展正常的学习和生产活动时，有的群众不听、不参加，甚至还骂乡干部，使这些基层干部受孤立、受打击。而活佛、喇嘛说的的话，不管是否正确，百分之百地听，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另一种是一些党员公开参加宗教活动。
不过无论如何，邓小平时代的西藏宗教肯定无法与达赖时代相比，那时的西藏以宗教为本，政教合一，僧侣地位至高无上，寺庙数量和占有的财富也要多得多。但是在当今任何一个由世俗政权管理的社会，宗教都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那种地步。不可否认的是，尽管邓小平时代有了一定的政治宽松，中共政权的确依然对某些藏人实行政治迫害，把他们关进监狱，甚至施加虐待或拷打。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后期西藏发生抗议活动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对西藏实行强硬政治路线，坚决镇压对它统治西藏构成挑战的任何势力。事实上，中共在这方面从未有过宽容，并且一直神经过敏，反应过度。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它还对国际社会有所顾忌，现在则强硬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