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并且一直神经过敏，反应过度。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它还对国际社会有所顾忌，现在则强硬得完全赤裸裸了。对它的这种转变，下一章将进一步谈及。不过，北京的这种镇压目前只针对危及其对西藏统治的人。只要不涉及政治问题，别的它基本不管，都给予自由。然而对那些争取民族独立的藏人而言，别的自由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西藏民族的政治自由。这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争取西藏独立的活动招致中共的镇压迫害，反过来中共的镇压迫害又成为西藏应该独立的理由，更加刺激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西方人大都认为西藏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样，也是全民集体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中共迫害参与西藏独立活动者就是在迫害全体西藏人民。然而真地深入西藏社会，会知道并非如此。西藏的地广人稀使藏人难以产生商业冲动，也同样难以产生政治热情。也许在理论上，他们作为信徒会赞成达赖喇嘛的任何主张，然而这种赞成仅是停留在表态。他们的生活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状态，西藏独立与否，主要与民族精英的利益相关，百姓并不会因此得到什么。说到底，在一个教育还不普及，信息化和组织化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大多数人民最关心的只是现实生活，只要生活好，统治者是谁或独立与否都并不那么重要。
3、“内王外圣”的尴尬
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有一个根本性变化，即从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权力集团。它几乎放弃了所有原本奉若神明的原则，唯一保留的底线就是它的权力不受触动。不超越那条底线，什么它都可以容忍，但是超越那条底线，它就会做出强硬激烈的反应，专制本色显露无遗。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棋盘上，改变西藏政策的意义之一是为了向关注西藏问题的西方社会显示中共的“开明”，以换取西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支持。那时候，中共并不担心会它在西藏的权力会受到什么威胁。西藏当时一片平静，藏人也非常驯服。1979年，北京同意达赖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参观团，并做出了参观团可以进行自由考察的允诺。与毛泽东时期的铁幕状态相比，这种开放姿态让世界刮目相看。然而，这也表现了北京对西藏情况的无知。它完全陶醉在自己多年对西藏情况的自我宣传之中，以为西藏真是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在亲眼目睹后也会为之折服，从而没有理由再要求重新恢复对西藏的统治。最可笑的是，西藏的中共官员还认真地召开了会议，要求各级组织对当地群众进行规劝，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向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 。事实却让北京当众丢脸。由达赖哥哥洛桑三旦率领的第一个达到西藏的参观团，在所经途中受到了成千上万西藏人的欢迎，人们围着参观团欢呼，流着热泪，长跪在地，献上他们的哈达，每个人都想让达赖的哥哥抚摸一下，很多人呼喊着达赖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向参观团诉说他们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参观团的成员也禁不住失声痛哭，一部分人甚至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参观团看到的西藏真相是西藏宗教和文化被全面破坏，人民生活贫穷、落后、物质匮乏，有些地方甚至不如达赖喇嘛统治的时代。即使是北京一直引为自豪的公路、建筑等基础设施也不尽人意，远未达到北京自我宣传的水平。北京的中共高层人士为这个弄巧成拙的事实而震惊。尤其是成千上万西藏人迎接参观团的悲痛场面展现到世界，对北京是无法挽回的惨败。一向自诩为代表人民的中共，这回如何解释民心的背离？它必须挽回面子。事隔不久，中共便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调整了对西藏的政策，随之胡耀邦去西藏讲话，公布了对西藏具有转折意义的“六条”。中共迫切地希望西藏在最短时间内发生根本变化，改变西方人对中共统治西藏的疑虑。“西方人会怎么看？”这在整个八十年代成为中共西藏政策的出发点。西藏由此得到了很多实惠，不过西藏后来出现的许多矛盾，也都是从这个问题发源的。达赖方面的第一个参观团使北京在世界面前大丢脸面后，北京仍然接受了后面几个参观团继续访问西藏。它内心已经不情愿，只是事先已经允诺，不能让西方人看到自己说话不算。然而它又决心避免第一次的情况重演，因此便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参观团自由活动的措施，对西藏群众也进行严密控制，切断他们与参观团的接触，为此而搞了许多小动作。作为互动的对方，参观团当然采取要打破封锁的反措施，公开表达不满，并通过西方媒体向世界揭露中共的行为。在这种对抗中，双方矛盾日益加剧，北京最终以参观团对藏人进行反中国煽动为名，停止了参观团继续对西藏进行访问。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邓小平时代的西藏政策比毛泽东时代改善了许多，却受到世界舆论的更多谴责。毛泽东时代是彻底的专制暴政，达赖也好，西方人也好，谁也不准进入西藏，什么都看不到，与北京也形不成互动关系。外面的人尽可以想象西藏是一片黑暗与苦难，但只能停留在概念上，没有具体材料的支持，尤其没有“正在进行时”的新闻热点，所以无法引起传媒的炒作，也吸引不了公众关注。舆论谴责只停留在空泛的表态。到了邓小平时代，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和西方记者有了进入西藏的可能，本来是进步，然而可以对中共统治进行谴责的具体材料这时也就暴露在世界面前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当然不可能赞扬中共的统治，而西方记者无论在哪里（包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是首先把问题（中共术语中的“黑暗面”）当做新闻。惯于对新闻进行控制的中共一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条件反射式地使用限制手段，希望能够干涉或者进行欺骗，那往往弄巧成拙，反而成为新把柄，给西方传媒所进行的抨击增添新材料。这就是在开放条件下中共面临的难题，它既想对国际社会表现自己开放，事实上又不是真地开放，于是就会与国际社会形成系列的互动，造成矛盾持续不断地产生，最终越来越遭人谴责。借用中国古代“内圣外王”的概念来比喻，专制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王道，即使是搞开明的专制政治，也只能“内圣”而必须“外王”。从专制政治的本质而言，“外王”是保持其社会稳定不可不有的统治方式，“内圣”则只是表达一种理想，或是臣民对君主的期望，因而只能是一种例外，大部分专制政治的实际状态只能是内外都“王”。或者说，究竟是“内圣”还是“内王”，并不从本质上影响专制统治，但是专制统治必须是“外王”的。在这方面，邓小平显然没有自觉意识，他改变西藏政策，主要目的是给西方人看，那是一种表演。既然是表演，当然主要是在外面下功夫，那就要把“外王”变成（至少是装成）“外圣”。而中共在本质上又是一个专制的权力集团，不容许任何对其权力（包括其对西藏的主权）的触动和威胁，所以它又必然是“内王”的，结果就成了“内王外圣”。对于专制统治，没有比“内王外圣”更糟糕的状态了。那最容易制造矛盾和出现失衡，导致“给人吃肉遭人骂娘”的结果。“外圣”给了反对派势力和社会不满情绪生长的土壤和扩散空间，不可能不与其专制极权的本质发生冲突。而为了维护“外圣”形象，它可能开始步步被动后退，起到鼓励反对派的作用，使其得陇望蜀，然而它的“内王”又决定它不可能退得彻底，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冲突，直到局面对它的权力构成了严重挑战，它最终就一定剥掉“外圣”的外衣，以血腥镇压解决问题。中共1984年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那次座谈会的指导思想与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基本一致，进一步促使加快改变西藏的步伐。八十年代的西藏社会有了很大发展，然而却在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离心和反抗。1987年9月，拉萨发生1959年以来首次公开示威。从那以后，拉萨骚乱不断，中共不得不多次动用军警，对示威者开枪镇压，连续制造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直到1989年，中共对拉萨实行长达十四个月的军事戒严，标志邓小平的西藏政策彻底失败。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11年，中共才在1995年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间隔的时间之长（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