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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命运-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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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野人士来说,只要本土(main body of homeland)稳定,边界的波动并不妨碍“中国”概念的完整。
  对东西两种文化来说,西方观念中的“大”是由“小”构成的,“大”是一种清晰的事实,必须由准确界定的细节进行说明和确立;东方观念中的“大”却更多地接近一种意境,拘泥“小”反可能使其受到破坏,因而常舍“小”以求“大”。中国帝王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心态 ,却动辄以封疆裂土进行赏赐,一旦恼怒,远隔万里也可发兵讨伐,顺心时却什么都好说,亦或一时顾不过来,像宋太祖那样用镇纸在地图上一划,便将大渡河以西统统抛弃不要──“置于度外,存而不论”了。从国力上来讲,古代中国不是不能征服和控制周边的民族社会,而是没有必要。只要其不构成危害,符合“礼”的秩序──表示臣服就可以。古代中国的周边总是存在形形色色被朝廷认可的藩王,也经常分封诸侯。我想在清代的中国皇帝眼里,西藏就是这样一种角色。这可以被视为一种统治方式,却难以完全用当代的主权或宗主权概念进行解释。中国皇帝最重视“礼”所确定的尊严──“唯此为大”。只要满足这个“大”,其他局部细节都可以模糊,或当作满足尊严的交换物。而中国周边那些弱小民族,更重要的“大”则首当生存安全和实际利益。为此,尊严倒是可以模糊一些。这同样是东方式的思路。并非认为尊严不重要,而是把它当作极有价值的资源,以交换实际利益。那时西藏对中国名义上的臣服,很大程度就是源于这种需要。清代中国使西藏摆脱了自元以来蒙古汗王的统治,扶持格鲁教派进一步居于统领地位,在与世俗权力的斗争中帮助以达赖为首的宗教权力取得胜利,北京还为西藏提供丰厚的赏赐、必要的仲裁和对外防御的保证……西藏得到如此之多的好处,所需付出的仅仅是在表面上对中国作出臣服姿态。那种臣服停留在名义上,只是一种以假作真的游戏,让中国皇帝“君临天下”的心理感觉满足,而西藏并不因此丧失实质上的独立。相反,坚持强硬的态度会惹恼中国皇帝,西藏会受到大兵征伐,统治者会遭罢黜,人民也将涂炭,在这种得失对比中,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其实是很清楚的。前面所讲的驻藏大臣的游行场面加上“然巴死亡”的故事,我想就是清代中国和西藏之关系的缩影。
  第三章  确立主权的互动
  也许可以说,人类近代史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西方崛起。十八、十九两个世纪,西方以不可遏止之势向全球扩张、征服和殖民,打破了原本在欧洲以外自成一体的每个封闭社会(包括中国和西藏),所有抵抗都以失败告终,西方从胜利走向胜利。到了二十世纪,人类基本都纳入到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不奇怪,维系和运行这样一个国际社会的基本观念和秩序,必然是来自西方。既是同一个国际社会,不可能容许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观念与秩序,其他观念和秩序都需要变化。在下面我们所要讲的故事中,西藏就是因为坚持自己的观念与秩序,付出了惨败与耻辱的代价。中国比西藏更先一步尝到苦果。除非你有让人家服从你的实力,否则只有接受人家的规则。不改变就挨打──这就是国际“丛林”的规则。在近现代世界,非西方国家的很多问题都来自按照西方标准对自己所做的改变。在那些改变中,除了被强迫进行的改变,还有把西方原则视为公理而自觉地追随。传统割裂、平衡丧失、文明冲突和社会震荡,还有转型之中的困惑茫然,民族精神的分裂以至歇斯底里……非西方国家在这种改变中付出的代价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如果世界停留在十八世纪不变,上一章所描述的清代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一方得面子,一方得实惠──应该是一种在模糊状态下获得自然平衡的恰当方式。然而,一旦接受西方的主权观念,中国和西藏就不得不转换到新体系,按照新的规则调整相互关系,甚至需要用新的标准改写历史。可想而知,让中国接受主权观念,它就要对西藏实现明确的主权控制;而西藏接受主权观念,它要的却是摆脱中国而独立。二者原来可以和平共处的模糊关系,不可能纳入必须明确界定的主权体系。因此,进入主权体系,中藏双方的关系就不能不成为对立的。按照主权的定义,西藏人可以认为自己一直拥有实质上的主权,它有符合独立国家定义的领土、人民和政权三要素,有独立的军队,发行自己的货币,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则以西藏历史上的臣服姿态为根据,宣称自己拥有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即使延续长达近二百年的驻藏大臣对西藏没有实质性权力,但其中具有的统治象征,却足以使北京产生一种相当根深蒂固的心理意识──西藏是属于中国的。这种意识不仅存在于北京的王宫,也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而且可以很自然地与近代主权概念画上等号。双方的这种对立,在主权体系以及相应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背景下,变得日益尖锐。传媒时代造成的民众参与,使得对立越发难以调和。可以说,中国和西藏迄今发生的一切,早在西方开始寻找新大陆和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时候起,就已经埋下了命定的劫数。整个二十世纪的中藏关系史,核心就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套用和调适,这个过程产生了大量冲突,奠定了中国与西藏当代关系的基础,延续到现在,并将一直延续到相当久远的未来。
  1、西方出现
  自十七世纪英国开始在印度次大陆殖民,其势力范围逐步从沿海地区向北扩展。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已经达到喜马拉雅山脉,与西藏相遇。那时,印度在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中已居于中心地位,为英国提供大量资源,也积聚了英国的巨额投资,被称为大英帝国的生命线。为了保卫这条生命线,大英帝国和它的印度殖民政府随时警惕对印度产生威胁的任何可能。由于印度次大陆南部有印度洋为天然屏障,英国的警惕主要针对北部的亚洲大陆。那里有中国、俄国两个超巨型大国。即便中国在当时尚不足虑,俄国却让英国不能掉以轻心。当时俄国势力已经扩展到蒙古和中国的新疆,与印度只剩西藏高原挡在中间。为此,英国就有了控制西藏的战略需要,使其成为横在俄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印度人D。R。曼克卡尔曾这样写:
  英帝国主义曾是那一时代最强大的国家——它皱一皱眉头其他国家都不能漠然置之。尽管这样,他们还唯恐在什么地方出现某种纰漏,因此,把它的殖民地印度的国防安排得无懈可击。他们在印度四周建立了广阔的安全区。它的防御要塞实际上东到新加坡西至亚丁。根据这项政策,位于印度东北边界的西藏必须是独立的,而且对印度必须是友好的,同时,还得受英国支配。
  虽然英国皱一皱眉头别的国家都不能漠视,西藏可不吃它那一套。英国甚至根本敲不开西藏的大门。在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中,总是有很多篇幅描写他们进藏所受到的拦阻。有人统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全部年代,大约只有四十个西方人访问过西藏,其中只有几个人真正到过如神话传说那样神秘的拉萨。为什么那个年代的西藏对西方人防范到如此地步,这是一个令人纳闷的问题。西方人将其归于西藏人奇怪的思维,或是喇嘛们担心异教徒会动摇他们的地位。中国的控制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在中国对西藏具有较大影响力时,规定西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即使紧邻的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商人,也只允许每年进藏一次到三次,外人到拉萨更要受到严格控制 。当时中国封闭西藏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避免西藏再生出廓尔喀入侵那样的麻烦事来,以及为了控制蒙古与西藏的私下往来。不过在1848年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人尝到了苦头,深深地震撼和影响了中国的官场,以后的历任驻藏大臣,肯定会不断地向西藏上层社会描绘西方人的邪恶与可怕。在与西方较量遭到一系列惨败之后,晚清中国从抗拒洋人变成了惧怕洋人。西方探险家们纷纷要求他们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对西藏进行考察 。然而这时,即使洋人拿着清政府总理衙门发给的护照,已经把西方人视为魔鬼的藏人也坚决不许他们进藏了。无论中国的驻藏大臣怎么劝导(若劝导不成驻藏大臣将遭朝廷处分 ),也不能改变藏人对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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