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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昔哈斯汀士、波格尔、忒涅、克遵乃至一九○四年我辈之参加使节者，皆欲设法劝导藏人遵循寻常国际交往之惯例。今则达赖喇嘛及全部政府人员咸来投奔吾人，求吾人维持其直接交往之权利，求吾人派遣英国官吏，甚且携带军队前往拉萨，并求与印当局缔结联盟。此种变局，殆一切人类史上所仅见。百五十年来，吾人向彼方所求而不得者，彼今自动向我要求，而我当局乃以避免干涉之旨趣答复之。前此为贯彻对藏之要求，吾人不惜出兵拉萨，恫以武力，今藏人自动输诚于我，而我反拒人于千里之外焉。
后面将有专门一节讨论西藏高原建立防务的成本，显然贝尔的解释比荣赫鹏的感情用事更接近事实，即使英国当时有这样的愿望，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失望的十三世达赖继续他的努力，他在1911年给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写的信，典型地表达了他那时的态度和选择：
恩治广阔大地之大皇帝尊前：敬启者。我西藏国与满清国之间仅属施主和福田之关系，并无领属关系。为了逐步灭掉我西藏国，诱惑藏民，企图夺取所有权力，伤害佛教，杀害僧侣，强夺财物，其虐待难以言表，这种践踏仍在继续。因此，无法与之保持近亲之关系。西藏之事全靠俄英两国缔结条约，方才维持到今日，现在西藏国全体君臣一致要求依靠两个大国实现独立。故此，本达赖喇嘛我启请大皇帝，两国即刻磋商，并向各大国宣传，给予援助，特别是满清方面包藏祸心，可能会冒认西藏为其领土，出兵滋事，望两个大国进行磋商，无论如何对实现独立给予坚决的支持和提携……
俄皇虽然回信表达了对西藏的爱护之心，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为如此荒凉巨大的西藏承担责任过于沉重，且看不出能得到多少回报，莫不如让中国继续它的宗主权，维持原有格局。为了对英国人表示俄国没有私下与藏人交易，俄皇还把达赖的信转给了英国，使达赖一度在收留他流亡的英国人面前极为尴尬。清政府因为十三世达赖的出逃对他进行了最严厉的处置──革除其达赖名号，另选灵童重立达赖。这在宗教信仰者眼里简直是匪夷所思，一个世俗政权如何有资格决定谁该当神！但是中国统治者不在意这种逻辑矛盾。皇权在中国被视为最高权力。皇帝不拜佛，理论解释是“现世佛”不拜“未来佛”，皇帝本身就是佛。达赖喇嘛仅仅是菩萨的化身。套用世俗的科层观念，佛比菩萨的官大得多，废了他又如何！这种国家对宗教的管制在中国一脉相传，到中共时期达到登峰造极，这是后话。当时，甚至还有就此废除达赖制度的意见，如温宗尧在其奏折中建议：“达赖既革，当以呼图克图分任藏事。利用转世迷信之愚，永废达赖之制，则番官各自树帜，而英俄无从牢笼。” 这种彻底废除达赖制的主张一直为一些中国人所坚持，中共内部至今有人认为，中共治藏的最大失误就是在“平叛”或“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抓住时机废除达赖，使其成为以后一系列西藏难题的根源。不过有一点是显见的，自川军进藏，达赖出走，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处境大为改观。联豫推行的新政与改革也大都是在那以后才得到落实。所谓“军至则改观矣，达赖革则屏息矣” ，中国在其本身最衰落的时期，却对西藏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有力的控制。荣赫鹏如此评说：“中政府锐意经营西藏，经营结果，使西藏政府徒拥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