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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藏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有力的控制。荣赫鹏如此评说：“中政府锐意经营西藏，经营结果，使西藏政府徒拥虚名” 。然而，这种变化只是一时威慑的结果。中国仍然没有在西藏建立自己的政权体系，靠得还是西藏本地官员行使政府职能，也即二者依旧是“接口”关系，只不过此时的“接口”相对过去较为服从而已。只要还是“接口”关系，即使达到最理想状态——西藏方面百依百顺、言听计从，本质上也是蕴涵危机的。因为这种主权依赖的是一个并非能由主权自身把握的变数──即西藏“接口”的忠诚。只要西藏“接口”随时决定不那么百依百顺，或是脱离与北京的对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顿时可以成为虚有。当然，西藏“接口”是否能够和敢于脱离中国，除了其自己的意愿，更重要的还得考虑北京的威慑。晚清王朝在西方列强面前尽管软弱无能，对西藏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军事力量占有绝对优势。这种威慑像一条“绳索”，把西藏与中国硬性地“捆绑”在一起。这一直是西藏独立的最大障碍，也是西藏分离势力从来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双方力量差距如此悬殊，以至西藏除了等待“天赐”以外，几乎没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摆脱中国。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个“天赐”是不期而至的。当他处于最为绝望的时刻，中国内地城市武昌的一次军队起义引发了整个中国的连锁反应，史称辛亥革命。14个省相继宣布独立，延续几千年的中国皇朝几个月内土崩瓦解，陷入一片混乱。革命党和保皇派纷争不已，群雄并起的军阀拥兵自立，划地割据。这种混乱不久就波及到中国的驻藏官员和军队之中。后人叙述那一段历史，往往用人云亦云的套话，如“驻防西藏的汉族士兵起而拥护共和派” ，“驻藏川军起义响应辛亥革命” 等，这种话写在书上堂而皇之，然而事实真相远非如此宏观和纯粹，甚至很委琐。考虑到类似情况在未来不是没有可能重演，所以我想把这一段往事讲得细一些。当年入藏川军士兵皆从社会底层招募，多流氓无产者。其时四川民间社会有一基础广泛的江湖组织，人称哥老会，亦称袍哥。川军中哥老会势力极大，大部分士兵都入了会 。而军官多为学生，不善治军，无事时尚能维持局面，一有变局则必大权旁落。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西藏，首先军心动摇。据当时在西藏亲历整个过程的人记述，促使哗变的直接原因是川军炮队一个袍哥头子在联豫轿夫所开的饭馆内内发生口角，继而发展成群殴。联豫听信自己轿夫的一面之词，认为炮队有造反之意，下令收炮队的枪。炮队众兵正在疑惧之时，恰见联豫轿子往营地来，其实只是空轿路过，联豫不在轿内，炮队士兵却以为是来捕杀他们，遂即哗变 。哗变后哥老会成为指挥核心和组织资源。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绑架联豫，由袍哥接管军队。然而他们没有政治路线，先是模仿革命，成立议会，后又宣布勤王，向西藏政府勒索十万两银子和五千匹牛马做回内地的盘缠。藏人一方面不敢不从，同时也盼着汉军早日离藏，宁愿花钱送瘟神。可是汉军得了钱又不走了，抱着非乱不能生财的心理，在拉萨趁火打劫。“皆思饱掠财物，掣之以归故乡，意在此而不在彼” ，“白昼率兵四出，探知殷实番家，即诬以藏有蛮兵，入室抄去资财，行同盗贼，诬百姓为蛮兵，即拿回枭首剁指” 。当时拉萨陷入混乱，枪声不断，“日未落路上无行人，居民一夜数惊”。汉人内部派别纷争，革命和保皇两副面孔翻来覆去，内讧不断。驻守江孜、日喀则、亚东的中国守军，也受拉萨局势的影响，相继哗变，分成不同派别，自立山头，各行其是。对汉人统治早有不满的西藏各地则趁机举事。在中原动荡、前途不明、人心思归的情况下，驻藏军队丧失斗志。后藏最早开战，当从江孜派出的救兵赶到时，被围汉军已将枪支卖给藏军，换取藏军网开一面，逃往印度。江孜援军也随之模仿，卖枪为旅费，自行离藏。清政府派驻江孜的官员皆先后擅自弃职，离开西藏。拉萨开战始于汉军攻打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当事者有人说是因为色拉寺拒绝为汉军调动支应乌拉 ，有人说是因为色拉寺僧兵开枪打伤了汉军士兵 ，但是都认为本不必以开战方式解决，之所以非要攻打色拉寺，是因为色拉寺内金器甚多，汉军中有人企图借此机会抢掠。他们本以为大炮拉出去一摆，藏人就会屈服。没想到打了一天也没有攻下，参战军士无心苦战，纷纷溜走，连大炮都扔在外面没人管。结果藏军反倒包围汉人军营开始攻打。所谓响应革命的“议局”这时无人理事，物品也被众人哄抢一光。联豫和统帅钟颖重新掌权，处决了当初领头反叛者。此后联豫离藏，绕道印度回内地，钟颖担任主要指挥，带领汉人在藏人攻打和围困下坚守了八个月。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时返回西藏，领导藏人开展了全面驱赶中国人的独立战争。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表如下通告，以今天的眼光，可以视为地道的独立宣言：
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递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兰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兵既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营官，刻己召集，啜血同盟，共同进行。汉人官吏军队进藏，为总揽我政权耳。夫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用既已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漓，逃离四方，苛残恶毒，于斯为极！推其用意，盖使我藏人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之，皆汉人入藏使之也。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
藏人的武器不如拉萨汉军，一时无法将他们彻底消灭。拉萨所有汉人──包括商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龟缩到军营中。藏人将他们严密围困，断绝其给养来源。当汉军知道不战再无生还希望时，才开始“死力抗拒”，连汉人百姓也加入了战斗。从以后生还者的描述中，通篇可见当时被困惨状和盼望救兵的心情──“迨日久食尽，遂有烹子而食者”；“狗马已食尽，飞乌无至者，终日四望远山，惟盼援兵，终不果来”；“不出战时，惟四望救兵，极目浩叹，并指山凹雪化处之黑影为救兵，夜间流星指为川军之号灯，群相告语，盖生机已将绝矣” 。以往西藏出事，全靠内地派军增援──这是北京对拉萨的根本威慑所在。然而正值国内分裂，群雄并起，各方心思全在争权夺利之上，哪还有余力去管远在天边的西藏。当时身在印度的驻藏参赞陆兴祺“迭电中央及滇、川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各方“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 。后来西藏的反叛扩展到康区，由于赵尔丰被杀，边务废弛，镇守康区的军队因无处发饷互不相救，使大部分地区失守。四川和云南的军阀从保护势力范围的目的出发，终于出军。滇军从滇西北进藏，四川都督尹昌衡则亲自率军西征。两路皆战事顺利，连战连捷，康区不久解危。川、滇两省军阀随之产生控制西藏的野心，打起保卫主权、解救拉萨守军之名，向北京要饷，准备进军西藏。在后人所编一本名为《民元藏事电稿》的集子中，共收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到十二月中北京政府与地方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来往电报239封，其中有65封是四川与云南争夺经营西藏之权利、以及北京政府进行调解的内容，占到四分之一以上 。从这个比例中，足以见出那些当事者把心思用在什么地方 。不过不管军阀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对中国来讲，由内地军阀控制西藏怎么也比让西藏自立有利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当时的战况表明，即使国乱当头，但靠内地一省之兵，西藏也难以抵抗，并不需要中国以举国之力。然而当27岁的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军平定康区、解了昌都之围后，准备长驱直入进军拉萨时，却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连续急电所阻止。后人论定此举为袁世凯之卖国行为。当时民国新立，中国分裂为大小军阀的领地，中央政府在各方面都极为虚弱，甚至有名无实。为了获得号令地方的合法性，获得列强承认是当务之急。当时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