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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藏人都曾被“解放”的生活所吸引。他们对当时的进藏汉人也抱有很强的好感。尤其事先听了无数解放军如何可怕的谣言 ，一旦发现解放军守纪律，慷慨好施，平等待人，会使好感加倍。对藏人的这种心态，当年的西方报道也不能不正视。谭·戈伦夫（A。 Tom Grunfeld）在他的书中写道：“大多数报道认为，有一些西藏人对汉人的到来表示高兴。彼得·奥弗斯舒特（Peter Aufschneiter）告诉英国驻加德满都的外交官说，普通西藏人喜欢汉人，因为他们诚实，并且把土地分给西藏人。贵族家庭中的年青一代也认为现在有机会进行一些积极的改革了。许多过去在印度英国式学校学习的学生，后来自愿转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对中国最尖刻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在五十年代里，大部分汉族的士兵和文职人员都起了模范作用。目前流亡在外的贵族和以前的官员也承认，与他们相比，西藏官员的行为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一位亲身到过西藏的西方人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很久以前──在重大变革发生以前──我曾经亲眼见过一个在农奴的担架上出生的贵族，当时正在穿越高原的途中。他有着可想而知的娇嫩皮肤，覆盖着温暖的衣物和精巧的珠宝。围着他的农奴们都是赤足，冻得发抖，神情憔悴，衣衫褴褛，这使人想起了被工蜂团团包围的伟大的蜂王。
那位西方人随之就西藏的社会革命说：“至少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
4、革命的泛滥
1959年的社会革命促进了西藏的经济发展。从1952年到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农业（包括种植、畜牧、渔猎和林业）产值总共增长0。72％，年均增长率只有0。1％，如果再把进藏中共机关与军队的生产刨除在外，增长率就更是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是负增长。而在1960年，农民分得土地的第二年，西藏的粮食总产量就从1959年的3。23亿斤增加到4。11亿斤，增长幅度为27。5％，牲畜存栏量也增长了10％。到1965年，西藏农业生产总值达到3。38亿元，较1959年增长82。7％，年平均增长10。62％ 。虽然完全由中共部门提供的数字中可能有水分，但是凭经验的感觉，许多西藏人也承认那是西藏经济增长最快，多数人生活改善十分明显的一段时期，加上翻身的欢欣尚在，自由和传统也没完全被剥夺，因此被称为西藏的“黄金时期”。阿沛·阿旺晋美曾代表藏人说过一句总结性的话：“我们讨厌两端。” 那两端一端是指旧制度，另一端指的是后来在整个中国日趋极端的革命狂潮。处于两端之间的，就是1959年到1965年那段时光。然而，专制状态下的革命，其规律往往是一旦克服了开始阶段的阻力，就必然地产生出巨大惯性甚至是加速性，把意识形态尊为宗教，把革命本身奉为终极，那种加速到了一定程度，就会难以避免地进入失控状态。如果说中共起初在西藏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一旦革命真正展开，也就卷进了与中国其他部分同步的进程。那是一个以意识形态教条和毛泽东的奇思异想为准绳的不断革命进程。那个年代的整个中国都被搞得高烧般抽搐不已，而对一步跨越了几个世纪、且革命起点比中国其他地区晚了十年的西藏，就更是被“解放”与革命搞得头晕目眩。不仅西藏的中共人士终于摆脱了达赖与噶厦的掣肘，刚刚可以为所欲为地运用权力，西藏的农牧民也刚从底层翻身，被分财产、当干部、上学校那些前所未闻的变化搞得欢欣鼓舞，忘乎所以。整个西藏就像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革命加速器。十世班禅当时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主任委员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为了向中共表示效忠之心，他在1956年就带头表示愿意拿出自己的庄园做为改革试点，为西藏全面改革创造经验。“民主改革”开展之后，班禅父亲贡保才旦为了顺应形势，自觉从拉萨去其日喀则领地，为他曾经是农奴主阶级的一员向群众道歉，表示要进行自我改造。可是他的“自觉革命”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使他得免灾难，班禅之父的身份也没能保护他。他照样被群众斗争，并在斗争中遭到殴打 。既然连班禅之父都无法幸免，别人的情景肯定只能更加糟糕。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描写，当时斗争会一般是这样的情景：
斗争一开始、怒吼几下，同时拨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是一种专门用于打架的形如钥匙的钢板制工具──译注）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中当场丧命。
“民主改革”开展不到一年的时间，西藏工委指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西藏强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进行合作化和公社化。1960年7月1日，西藏成立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拉萨“七一”铁木生产合作社；同年8月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西藏已经建成8400多个互助组，十多万农户入组，占完成“民主改革”地区总农户的85％；紧接着，又开始了试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刚刚分得土地的农民被要求加入合作社，不愿意入社的人遭到围攻和批判。翻身农奴理解不了马克思主义那套飘渺的理想，他们被搞糊涂了，既然已经把土地分给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收回去？客观地讲，当时很多做法是地方共产党组织自己所为。中国各地的各级共产党干部都对上级意图层层放大，宁左勿右，力图以此博得上级嘉奖。中国“大跃进”时期西藏正忙于“平叛”，在实现公社化方面远远落后。在西藏还是“一国两制”状态时，其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