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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遇到的问题当然更多。女兵李国柱回忆：
在进藏途中，我们都怕碰上经期，一接近经期就提心吊胆。一来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藏时，我们为了减轻携带行李的重量，谁也没有带卫生纸。月经来了，就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把棉裤腰间的棉花扯下来用。当时我们女兵的棉裤，腰间的棉花全抽完了。因为这一节上面有衣服挡着，冻不着人；第二就是用路边上一种宽叶草，像牛皮菜一样的这种草来垫，用过之后扔掉。这种草很柔软不扎肉，但干了后很硬。我就吃过亏，把阴部都磨出血了。但还得要用它，因为没有其他比它好的。一条棉裤腰上的棉花扯不了几次就扯完了。经期我最怕过河。我倒霉的经期在快到拉萨时又来了。那里十月中旬，有一天我们一下就过了十三条河。你说冷到什么程度？脱掉鞋袜下到水中，脚板上立刻就冻粘上小石头。这些石头还不能随便往下弄，一拔石头连肉皮都要带一块下来。我们班就有一个女兵上当，一上岸见脚板粘满钉螺一样的石头，忙用手一颗一颗往下拔，一拔一个坑，血淋淋的，连路都走不了。对付这种石头要在上岸以后烧一堆火，将脚放在火边慢慢地加温，烤化冰后再一颗一颗地试着轻轻往下拣。可是河水再冰也得过。我现在经常腰痛就是在经期过河种下的病。刚进西藏时过河都把棉裤脱掉，后来脱不及了，因为走不了多远又有河，就干脆不脱。棉裤湿了，上岸后身体的热量刚汲干，又得下水。关节炎是我们当年进藏女兵的家常病……西藏的太阳很毒，把所有人的脸都晒得黝黑。风卷着沙成天往身上钻。洗脸后，风一吹脸就火辣辣地疼，所以我从来没有洗过脸，洗过头。说来也不怕人笑话，内裤上几次经期残留在上面的血迹都没有洗，更不要说常洗澡了。我们从离开康定后一直都没有洗过澡。一直到居胫菜温泉，我们等男兵洗完澡走了，等到黄昏了，才钻进温泉彻彻底底地洗一洗身子，洗一洗内衣内裤。裤衩脏到什么程度——一揉就是一泡红血水。开始不好意思，后来见大家都是一样脏，也无所谓了，不怕羞了，也认为理所当然了。由于几月才洗上这么一次澡，经历了几次经期，我们全体女兵当时生殖器都受细菌感染。白天行军出汗痒，晚上睡觉发热后痒，也不好意思抓痒，都强烈地控制，精神极度紧张。许多人失眠，精神衰弱，这也是造成许多当时进藏的女兵患妇科病的一个原因……
面对中共军队进藏时的坚苦卓绝之精神，令人难以不承认毛泽东所称的“精神原子弹”，甚至可以由此理解毛泽东的唯心主义来源。他之所以坚信“人的因素第一”，甚至他的部下提出荒谬有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和他多年来不断在献身者创造的奇迹中得到验证是分不开的。人一旦拥有英雄主义，能量可以成倍甚至数倍地翻番，达到以常规思维不可思议的程度。利用这种产生于无形精神的能量，对常常感到有形资源匮乏的领袖必然会有极大的吸引力。到后来，毛泽东也许已认为全体人民都该为他这样献身，不献身反而成为罪过，当然，那也就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进藏路上为牺牲者所立的碑中，不少是为纪念筑路死难者的。仅修通四川进西藏一条公路，就死了三千多人（最新材料披露死亡人数为4963人 ）。川藏公路的修造异常艰难，大量在悬崖绝壁上修路的地段需要悬空作业，先用绳索把人从悬崖顶部吊下去，在悬崖上打出炮眼，再用爆破方式炸出路基。在永冻土地带，则要先从几十公里外砍来木柴，烤化冻土后再施工。那时连一份详尽一点的西藏地图都没有，更不要说水文、地质、地震等方面的资料。为了建立资料，当时派出了十几支勘测队。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员陈明义记述勘测队的情况：
有一支勘测队，从昌都到拉萨步行踏勘，往返行程约五千公里，整整历时一年多。由于山高、路险，林密，又无通讯工具，他们和司令部失掉联络数月之久，为了勘察一条合理的路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了人迹罕见的悬崖绝壁，渡过数十条激流冰河。他们完成任务回到司令部，一个个衣服磨破，发乱如麻，胡须满面，面黄肌瘦。当我收下他们的踏勘报告，握着他们的手，看着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的面容时，不禁感动得流泪……
在公路修通以前，十几万人筑路队伍的粮食补给极为困难，长年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只能以野菜充饥。当时一个团一年吃掉150万斤野菜。冬天住在帐篷里，冷到鞋会被冻在地上，第二天早晨要用棍子才能撬开 。雨季来临，塌方、泥石流、山洪经常把修好的路大段摧毁，只得从头再修。但是那时的士气始终保持高涨，有些事会令今天的人感觉不可思议。例如冬天掌钎打锤震得手掌开裂，士兵们竟然能用缝衣服的针线缝合震裂的虎口再继续干。为加快筑路进度，他们夜间把棉花绑在钎子顶，黑暗中看着棉花的白点打锤 。筑路者的生活条件也简陋到极点，洗脚是在地面上挖一个小坑，铺上油布，代替洗脚盆。在中共的术语中，“老西藏”一词专指那些从五、六十年代即进西藏工作的中国人。他们被中共高层誉为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中共在西藏建政以后，派到各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一人领了一块木牌，牌上写着中共西藏某县委员会的字样。县委书记们骑上马背着木牌去上任，走到哪，木牌往帐篷外面一插，就是县委的办公地 。那时中共动员人员进藏，常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甚至不让去的也非要去。我认识北京科技出版社一位名叫郭亚夫的编辑，当年为申请进藏去“革命”，曾与另一个同伴找到正在北京办“学习班”的西藏领导人住地，潜入当时西藏主要领导人陈明义的房间。几个小时后陈明义才回房间，被她们吓了一大跳。她们当天没有磨出结果，几天后又堵在军用机场，表示揪着陈的飞机尾巴也要去西藏。陈明义只好表态只要她们能到西藏，他就欢迎。结果郭与十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历尽千辛万苦，坐火车，倒汽车，最后真地到了拉萨，站到了陈明义面前。陈无话可说，只好批准他们去拉萨郊外的军区农场去喂猪和种地。两年后，郭和她的同伴们被分配到位于藏北无人区的勘探队，一干就是十一年，跑遍了藏北的山山水水。当然，那时很多人并不了解西藏是怎么回事，报名仅仅是盲目地“响应组织号召”。一些人真看到西藏面目时就开始后悔了。然而那时中共的威力还在于，即使进藏者心里后悔，嘴上也不敢说，进藏后照样还得全心全意地工作，一干多年乃至终生。宗教不仅仅是信仰，还有宗教裁判的威慑。在这方面，共产党的宗教可能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严厉，更善于剥夺人们抵抗的意志。汉人刚上高原，有时连吃饭都会因为高山反应成为难事。驻扎在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卡的边防连队，有一个传统“吃饭比赛”，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而设立的。炊事班每天记录每人每顿吃饭的数量，进行成绩评定，一碗及格、二碗良好、三碗优秀，吃多的表扬，吃少或不吃的批评。刚上哨卡的士兵常常是吃了吐，吐了吃，实在不行只能靠输液维持。对于进藏汉人，与内地的通信是个大问题。不少地方一到冬季大雪封山，邮路就中断，直到第二年开春才能把积攒在一起的信件同时送到。一位在西藏阿里地区工作过的汉人这样回忆：
漫长的冬天总算过去了。“五一”后，邮局接到通知：邮车已经从新疆喀什出发奔赴阿里。消息立刻通过电波传到各县，给干部职工带来春的信息。噶尔昆沙更像家家要讨媳妇一样坐卧不安，兴奋不已，都在盘算着绿衣使者将给他们带来什么。邮车抵达仅剩下一天路程的日土县，给噶尔昆沙发来第二封电报，人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吃过午饭，哪还有心思上班，几乎全城居民都纷纷爬上城墙和房顶，引颈遥望着西北方的公路尽头，希望以先睹邮车为快。我也加入了等待的行列。黄昏时分，只见远山脚下升起一溜尘烟，拖出了一个长长的尾巴，房顶城墙上的人们立刻欢呼雀跃起来：“来啦！来啦！”那望眼欲穿的渴盼，那即将到来的喜讯和可能的失去，激动得大家都热泪盈眶了。
那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收到几十封信。人们一般先把信按发信的时间顺序排好，然后从最早一封开始看起。半年发生的事情一一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