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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收到几十封信。人们一般先把信按发信的时间顺序排好，然后从最早一封开始看起。半年发生的事情一一展现，随着不同事情的喜愁悲欢，有人先哭后笑，有人先笑后哭，或是哭了又笑，或是笑了又哭，那可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在那种条件下，最难过的要属正在与内地“对象”谈恋爱的人，无法通信往往导致恋爱破裂。急迫的人只有借助那时仅有的另一种的通讯手段──无线电报，花费贵不用说，而且无法顾及隐私。阿里地区一个报务员为人发过这样一封电报：“我昨晚做了一场美梦，趁你妈出去买菜，我啃了你一口。”事后报务员和发报人都为这封电报受到严厉批评，被领导干部指责为“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闭塞与孤独常常给人造成性格或行为上的变异，例如有人谈到这样一件小事：
我与区秘书（一位汉族大学生）同室而居。他每天凌晨七点——距天亮还差两个多钟头，总要准时打开收音机听中央台播送的广播体操口令。但是他并不做操，人仍躺在床上，频率并不对得很准，嘶嘶啦的杂音更加揪心刺耳，直到口令结束才关机，再次进入梦乡。天天如此，成为一种怪癖，我忍不住问他为了什么，回答是：“我想忘掉孤独。”
那时西藏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多数进藏汉人都无法把家安在西藏。有的即使夫妻都在西藏，也把孩子送回中国内地由亲属代养。这样的孩子往往与父母在感情上非常疏远。有的孩子因为从小常年不叫爸妈，后来终生都对叫爸妈难于启齿 。不过总体来讲，那年代对中共意识形态近乎宗教般的信仰，使绝大部分进藏汉人都能以苦行态度接受西藏的寂寞艰苦以及对个人生活和健康的损害。他们可以在“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建设祖国边疆”、“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等今天看起来纯属空洞的政治口号中找到心理支点，支撑他们奉献青春乃至终生。那个年代的中共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要求它的工作人员奉为教条，当时进藏工作的汉人，大多都是抱着真诚意愿，认为自己是去为“藏族同胞”造福的。日喀则地区卫生局的副局长是一个“老西藏”，他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仅日喀则一个地区就有一百多支全国各地进藏的巡回医疗队。到处都能见到他们打着红旗唱着歌的身影，或骑马、或步行，条件最好的是坐卡车，奔波各处去给西藏老百姓看病。当然，那时的进藏者除了出于对中共的真诚信仰，还因为处在那时的“全能”体制下没有个人选择的可能。“一生交给党安排”既是豪言壮语，也是别无它途，所以中共那时不仅可以随时调动它所需要的汉人进藏，而且可以容易地把他们安排到基层，下到农村和牧区。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在毛泽东时代获得彻底解决。“精神原子弹”的蘑菇云笼罩了整个毛泽东时代。一批又一批汉人开进西藏。五十年代进藏的地方工作人员就已经达到4。5万，军队人数达到5万 。六、七十年代更是成倍增加。对比一下清朝只能派进西藏几十名文员和千余军队 ，不难看出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与其派进西藏的汉人数量，存在着决定性的关系。
第八章 神界轮回（上）十数万信奉“共产”宗教的汉人──占当时西藏人口的十分之一──突然闯进千年封闭的雪域佛国，他们集中于西藏社会的中心和上层，又广泛地散布到西藏社会的基层，并且以扎根的姿态和苦行僧式的狂热，在西藏传播和推行他们的新宗教。那是一种与西藏传统宗教截然相反的宗教，鼓吹阶级斗争、不信天命、人人平等和着眼现世的实用主义，必然与信奉慈悲、追求来世、等级森严和认命的西藏本土宗教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宗教本身具有排斥异教的冲动，加上西藏宗教和共产宗教当时分属于两个专制性极强的社会集团，宗教矛盾与双方的政治斗争、利益冲突搀杂在一起，所以二者最终必定要见个你死我活。不管中共在开始阶段怎么想，逻辑的发展终将导致两种宗教发生决战。西藏“叛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宗教之战的成分。中共要在西藏确立统治地位，就一定要以自己的宗教消灭西藏宗教。事实上，共产宗教一度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并非完全靠暴力──像现在流亡藏人控诉的那样。完全靠暴力只能被视为俗世政权对宗教的扼杀，不能称作宗教之战。中共的成功在于，它的新宗教一度确实在很多藏人心中取代了西藏宗教，被他们真心信仰和奉行。现在藏人大多回避这个事实。的确令人迷惑，难道西藏古老深厚的宗教，在这片全民千年一致地修行不已的佛土上，竟会被自己的子民抛弃并肆虐吗？那么多人转瞬之间发生如此根本的背叛，欢欣鼓舞地集体投入到一个外来邪教的怀抱中，无论怎样解释，也无法掩盖西藏宗教的失败。一部分藏人不堪回首，甚至拒绝承认有过那样的历史，心情可以理解。我却认为有必要对那一段历史进行认真探讨。不是有意要揭“疮疤”，共产宗教的成功除了因为其与西藏宗教有某种精神上以至体系上的相似，也由于西藏传统宗教自身存在着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一段历史不仅不是西藏人民的耻辱，而且表现了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渴望。正视那一段历史，对理解西藏的过去和放眼西藏的未来都是有益的。
1、恐惧──西藏的宗教意识对西藏宗教，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一是僧侣的宗教，一是百姓的宗教。前者深奥无比，非凡人所能了解，也没有资格谈论。不过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仅属于后一角度。百姓的宗教远没有那样深奥，更多的不是出自形而上，而是与西藏的自然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其中，恐惧是其宗教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西藏高原的天地之严酷，生存之艰难，人心之寂寞，前面已经写了一些，但是远未写到真实程度。我去那里是短期且是有退路的，但是那片天地也使我这个无神论者不禁常常生出宗教意识。那宗教意识并非来自慈悲、和平、参悟等因素，而是现场中最直接和最鲜活的感受──恐惧。恐惧什么？可以数出很多，不过那些有形的恐惧并非真正能产生宗教意识，最大的恐惧在于无形，不可言明。1984年，我曾一个人用筏子在黄河漂流三个月，刚下水时的气壮如牛没几天就消失了，我清楚地感受到恐惧怎样日复一日地渗入身心，最终充满每一个细胞的过程。我那时的日记有一段描写每天天快黑时的心态：
每天都盼望见到牧民帐房，高原上的孤寂跟真空一样。漂到很晚才认定没希望，自己上岸宿营。当西天红霞就要消失的时候，我就不自觉地心慌，匆忙地卸船、支帐篷，动作带着神经质，恨不得帐篷一下就立起来。然而那么多个楔子，只能一个个敲打，在黑暗势力逐渐伸张的草原上，在无尽的湖泊和水道之间，敲打的声音如同慌乱的心跳。我远远够不上一个自然之子啊！我常常自问：怕的是什么呢？眼前没有任何实在的、可见的危险，没有任何敌人，可是这恐惧却那么清楚。单独一个在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之中，人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个多么渺小的血点，他是被“巨大”压倒的，是被“未知”而恐吓着啊！
我与藏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并非能用我自己的感受断定藏人的宗教意识。然而有了脱离文明社会直接置身西藏自然环境的经历，至少有助于理解藏文化中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神灵鬼怪。同是从印度传进的宗教，在西藏为何变成如此沉重和森严，既不同中国的佛教，也不同印度的佛教。我相信恐惧必是其中举足轻重的因素。大自然在西藏高原上显露出的威力，比在低地平原大得多，而封闭险恶的自然环境显然不可能产生足够规模的人类社会，人只能以极小的群体面对浩大狂暴的自然。不难想象，在那种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下，忍受孤独寂寞和没有支援的恐慌，藏人世世代代经历的灵与肉的磨难有多么沉重。当一家老小蜷缩在弱小的帐篷里倾听外面风暴雷霆之声时，或者拳头大的冰雹砸在头顶，或者目睹千百只牛羊死于雪灾尸横遍野，深刻的恐惧会毫无阻挡地渗透每个人的灵魂。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升华出神灵鬼怪的图腾。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必须解决恐惧。“西藏人生活在一种惶惶不安的焦虑之中，每次身体或心灵上的纷乱、每次疾病、每次不安全或危险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