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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没有吃掉的动物的角、骨头等都扔在里面。狗或者鸟鸦把它们叼走后，泥灰墙和门内的小溪才清洁可用。这种恶臭令人恐惧。
他们不仅攻击西藏的卫生状况，而且把西藏人的全部生活方式都看得非常可笑。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埃德蒙·坎德勒这样写：
在这个佛教确立了自身地位的国家里，人们仍然受着巫术和转世活佛的指导。人们在处理世俗事务时，还要用一只眼睛盯着那奇异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最实在的东西。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秩序颠倒的国度，这里的人们用一生中的一半时间哼着晦涩难懂的经文和摇晃着转经筒，死人则被砍成碎块扔去喂狗喂鹰。
西藏使埃德蒙·坎德勒感到厌倦，他表示即使送给他一千头牦牛也不想再到西藏，他“渴望得到香皂，渴望得到雪白的亚麻布，渴望得到气色赏心悦目的女人，渴望看到脸上刮得干干净净、衣着整洁的男人”。不过，以前的西藏由于封闭，与外部世界的文化冲突只在很小范围被感受。那时能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寥寥无几，中国人除了少数经商者，只有一些执行公务的官员和军人。他们身为上层人士，即使显示出傲慢和歧视，也多被具有较强等级意识的藏人视为正常，不至于引起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西藏被中共占领后，大批汉人进藏工作。不过那些汉人都是中共的干部和职工，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约束。中共一方面信奉马列主义的“民族大家庭”理念，另一方面从有利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也一直在其队伍内部对“大汉族主义”进行批评和整肃。毛泽东将其上纲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况，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毛泽东把话说到这么严重的地步，说明实际情况的严重。即使有官方纪律约束，对藏人的歧视在中共进藏官员中仍然广泛存在。不奇怪，官员首先是社会人，有其自身的民族背景。意识形态和官方纪律只能定下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大原则，却无法约束其每个人的日常细微心态和表现。日常琐事中能有多少大原则呢？而正是日常那些细节小事，时时刻刻地暴露“大汉族主义”，使中共笼络藏人的成果不断受到腐蚀和破坏。闻名世界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出身中共干部家庭。他在监狱里就西藏问题写给邓小平的信，以他自己的经历说明中共干部对藏民族的歧视：
我的父母既没接触过藏民也没研究过藏族，他们对藏族的了解完全来自你们党内的文件和公开宣传，而这些宣传留给他们的心理印象就是个“半牲口”的形象。所以当我准备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时遭到了他们极强烈的反对，以至于要和我“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当然，后来他们认识这位藏族姑娘后就完全改变了看法。但是人家藏族家庭的自尊心却不能容忍这样的“亲家”，所以我到底也没做成藏族的女婿。
其实，魏京生准备与之结婚的那位藏族姑娘，其父也是长居北京的中共干部。如果真是西藏本土的藏族姑娘，魏的父母更不知道要反对到什么程度了。我在西宁宾馆与同住一个房间的藏区汉人官员聊天，发现虽然他受过高等教育，在藏区生活了三十多年，对西藏文化的无知和偏见却令人吃惊。诸如我记下了他这样的原话：“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顶小喇嘛沟子不犯罪。”“沟子”是西北土话中的臀部，他的意思是西藏宗教禁止和尚与女人性交，但是不禁止对同性进行鸡奸。他还这样解释“鸡奸”一词的来历：“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鸡交配，不禁拍着巴掌大笑起来，他这下可找到办法解决喇嘛的性欲了。从此就有了‘鸡奸’的说法。”那位官员对这种下流笑话之所以能够三十多年信以为真，津津乐道，我想就在于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过歧视的眼镜看西藏。虽然纪律约束使他不会把这种歧视公开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思维，也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在藏区工作的决策和行为。我亲自听到过一位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这样表达他的民族观：“人都有人性和兽性双重性，区别在有的人性多，有的兽性多。先进的民族人性在兽性之上，落后愚昧的民族兽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对付劣马的方式就是用铁夹子夹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实。”那位高级军官参与了1989年拉萨戒严的指挥。可想而知，他这种“哲学”会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一些出于文化歧视而导致的决策，甚至可以达到荒谬的程度。例如六十年代曾发生有些中共干部强制推行藏装“改革”，其道理是藏装的长袖长袍“浪费了材料，穿起来不方便” 。他们不屑稍微花点工夫了解一下藏袍在西藏环境下的特殊功能（后文专有谈及），就想当然地得出自以为是的结论。我还认识一位在西藏自治区政府主管农业的“援藏”干部，私下谈话时，他拿出一张照片感慨西藏农民的“懒惰”。照片是一片农田里布满巴掌大的石块。“他们就懒到这种程度，就不愿意动动手把石块捡出去，年年这么对付！”其实对西藏稍有了解就会知道，夏季西藏农区雨大且猛，雨水容易把泥土冲跑，平时阳光又格外强，田里水分蒸发过快。石块留在田里，下雨可压住泥土，防止水土流失，烈日时石块下又可保存水份。那是西藏一种特有而聪明的保墒方法，是不能用中国内地的标准衡量的。到了邓小平时代，随着经济交流增加和进藏交通条件改善，中国内地与西藏的接触开始在民间层次展开，与藏人打交道的已经不限于汉人官员。而汉人老百姓不像官员那样至少在表面不显露歧视态度，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往往溢于言表。即便是街头做苦力的汉人，也自以为比藏人高一等，稍有点身份的汉人就更是表现得居高临下。而在信息日益开放的年代，藏人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意识，对文化歧视的反应也就越来越具有对抗性，亦成为民族主义滋生的土壤。我在青海汉藏交接地区乘长途汽车时，车上的汉族售票员就像赶牲口一样驱赶藏族人坐到汽车后排去，肆无忌惮地说他们太脏，别人没法和他们坐在一起。当我坚持不让坐在我身边的藏人挪到后面时，周围的汉人乘客就移到别处去了。那些藏人都是普通的农牧民，他们没有抗议，但他们心里难道会没有感觉？两个民族的对立不就是在这些小事中让人一览无余？也许长途汽车上的底层藏人也就罢了，不会有什么影响，换了另一些藏人呢？我曾在火车上与咸阳民族学院一批暑假回家的学生坐在一起。我对面那条三座长椅，靠窗的是一个汉族女学生，另两个座位是藏族女生，一个藏族男生没找到座位，便与他的藏族女同胞挤在一起坐下。自然汉族女生的空间因此狭小了一些。他们都是同学，照理本该互相照顾，可是汉族女生立刻表现出反感，甚至推搡挨着她的藏族女生。我在对面阅读她的表情，能感受到导致她暴躁不安的，一是本能地觉得藏族人脏；二是藏族男生和女生的肌肤相亲被她当作藏人男女关系的不检点，她感到跟他们挤在一起受了玷污。其实那几个藏族学生至少跟她一样干净，而且比车厢里几乎所有汉人都漂亮和健康。问题还在于，如果那女生身边是她的汉人同学，也许她就不会在意，或者即使不高兴，也不会流露。那几个藏族学生没有和汉族女生争执，然而他们可不是长途汽车上的农牧民，他们将来都会成为学者、官员、上层人士，他们曾受到的歧视——不管是从多么小的事上受到的——很可能就会成为将由他们代表的民族情绪，就像甘地在南非火车上受到的侮辱成为他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转折点一样。现代社会主流标准的确立和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位置，决定了民族优越感的存在和对落后民族自觉不自觉的傲慢态度，这在当今世界任何角落都普遍存在，并非汉人对藏人所独有。今日中国精英阶层产生的民族主义，与西方人表现出的优越感和傲慢态度也有直接关系，二者道理是一样的。要改变这方面的冲突，绝非政府政策或意识形态原则可以做到的，冲突也因此必然是长期的。还有一些冲突与歧视没有关系，是纯粹的“文化”冲突。例如有这样一件事：一藏一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