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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英集团的资源今天，越是藏人与汉人交往密切的地方──如城市和交通干线──藏人对汉人的仇视态度就越强。有时会达到盲目的地步。如果一位在医院生产的西藏妇女失去孩子，她会想当然地归咎于汉人医生为执行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害死了她的孩子，而不愿接受孩子自然死亡的事实。类似的谣言总是广为传播。在拉萨街头，如果一个汉人与一个藏人发生争执，许多无关的藏人就会一拥而上，不管谁有理，都会帮助他们的同胞。1995年冬天，一位中共下级军官因为大雪造成交通中断步行回他的连队，晚上向一个养路道班求宿，遭到藏族养路工的拒绝，后来那军官被发现冻死在公路边的电线杆下。在日益增长的民族对立当中，西藏精英集团起的作用非常大。八十年代以来，诸种因素相互整合的结果，使藏人精英阶层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共同立场。过去作为对立阶级的双方，现在把以往相互之间的斗争和分裂共同记到汉人帐上。西藏民族情绪最强的，除了宗教界，最主要的就是以中共培养的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精英集团。宗教界仇恨中共统治不足为奇，奇怪的是那些从小被送到中国内地上“西藏班”、“西藏中学”（中国内地有19个省市办有这样的学校）和“民族学院”的藏人，往往反汉情绪最强，而且越在中国内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学，学历越高，越有西藏独立的意识。这些人毕业后大都作为国家干部回西藏，不少人都进入政权，或至少与政权有着紧密的关系。中共自己培养的干部和专业人员“恩将仇报”，已经成为中共的心腹之患。精英阶层具有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这是精英阶层的思想能力、知识水平、自尊人格和自主性等因素所决定的。他们接触的信息渠道也更为丰富，有更多角度，使他们对压迫和歧视——无论是思想文化上的还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尤其敏感，再加上知识分子的“逆反心理”，往往比较容易凝聚和统一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在毛泽东时代，旧西藏的精英集团──传统上层社会和宗教集团被打倒，从底层“翻身”而被提拔的藏族干部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只知道对中共感恩戴德，亦步亦趋地跟随，充当的角色仅是汉族当权者的帮手，而没有形成新的藏人精英集团。新精英集团主要是在“文革”之后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新一代藏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已经成长起来，不再是过去那种被“解放”的感恩者和充当“驯服工具”的角色；另一方面随毛泽东神明的消逝，他们的自主意识和民族意识都得到鼓励和加强，而且在中共八十年代初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随大批汉人撤离西藏，他们也得到了实权。其后的中共治藏失误、达赖在国际上的地位上升、世界的民族主义潮流和苏联阵营解体，都在不断地给这个集团注入对北京的离心力，使他们日益高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不过，必须看到一点，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精英集团而言，也是一种资源和获得实际利益的手段。不认识这一点，有时就难免被表面现象搞糊涂。例如前面讲到西藏产生了一批“拒绝达赖的藏人”，其中最有能量的就是中共培养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个集团和现在所说的藏人精英集团有很大程度的重合，而精英集团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反汉情绪，这一点似乎又是和达赖阵营一致的。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不好解释，而从利益的角度，就非常清楚──正是因为利益的关系，他们拒绝达赖，同时也正为了追求在中共体制内进一步获得利益，他们又需要利用民族主义。他们与达赖阵营是同一民族主义旗帜下的两个对立的利益集团。新一代藏人权贵目前不仅在数量上是西藏政权的主体，而且掌握了各级政权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和主要领导职位，以及各级政权的财政、公安、司法等要害部门。这是八十年代中共落实“民族自治”政策的结果。到1989年，西藏干部总数中藏人占了66。6％，省级官员中藏人占72％，地级官员中藏人占68。4％，自治区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为藏人，全区75个县中绝大多数行政一把手由藏人担任，其中63个县的中共党委一把手也是藏人 。从原来的配角转变成实权者，藏人官员的心态会随之发生变化。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熟知并且善用共产党的权谋与政治技巧，已经成为藏民族的代言人和代表者。面对全球性共产主义的衰亡，他们预感到“变天”的可能，促使他们在中共之外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他们之所以成为精英集团，是基于对旧西藏的摧毁，因此他们的立足点也不能放到旧西藏的代表──达赖喇嘛那边去。凝聚西藏社会的两面旗帜──宗教和民族，前者是抓不到他们手中的，那是达赖喇嘛的专利。对他们而言，唯一可以把已经在手的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