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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听说，一对美国退休的老夫妇来到中国，寻找可以领养的孩子，结果把她认做女儿，带到美国去了。但是，这个说法没有得到确证。
总之，陆梅如今是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外了，不知所终了。”
我觉得有话说，“是的，中国的一部分现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社会分成了至少三个层次：下层、中层和上层。比如，一旦你考上了大学，那么，毕业之后，你一般就有可能跃居到这个社会的中层，成为中产阶层和小资产阶层的一员，一些运气好的，可以变成上层人士，做社会管理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像我们，大都是跃居到中层以及中层以上社会阶层的人。但是我们这些书斋里的读书人，的确是很少知道下层社会的情况的，那些在城市里、乡村的犄角旮旯里存在的、我们平时所看不见的社会角落里的人们的生存法则是什么样，我们不清楚，那是一个可怕的魑魅魍魉的世界，是一个血淋淋的世界。在报纸上，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个偏僻的地方专门有人组织妇女生孩子卖啦；在某地的煤矿，出现了在矿井里把人打死后勒索矿主钱财的犯罪分子啦；在城市里逼迫妇女卖淫的黑社会组织啦；在西南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集团以及贩毒集团啦；还有受到控制的乞丐帮会、被限制人身自由成为工作奴隶的民工、在血汗工厂里拿不到工资的可怜打工仔、因为冤屈而不断上访的职业上访群落，等等，这些，都是这个社会中的下层，他们是大多数，他们在阴暗的、魑魅魍魉的地带生活，生活在一个我们平时看不见的区域里。而我们由于所受到的高等教育，使我们有机会跃入到了更高的社会阶层，我们就不会遭到下层社会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支配了。不过，中间阶层的一些人也会因为运气不好或者自己倒霉，偶然地掉入那个下层社会，掉人到一片黑暗的区域里挣扎。
你说的这个陆梅副教授，就是不小心掉进去了，她根本就无法应付她所不知道的下层世界的法则。”
“嗯，你说得对，段老师，我们的确是活动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大家的生活中，平时总是充满了鲜花、舞台和掌声，大家的生活中也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流水宴席，我们平时看不到那些底层人的真实生存图景。而我们政府的责任就是改变这种社会贫富分化的局面，我们当然有希望改变这个社会现实，其中的一个途径，就是尽快地把眼下的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变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的社会，这样，中产阶层扩大了，社会就会稳定了。”张市长说。
赵亮说，“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事儿，也是关于大学教授的。清华大学的一个女教授，就是因为开着一辆白色的本田，结果被一个民工给盯上了——他认为开本田的人，一定就是有钱人，所以，他就跟踪了她好几天，找到了一个时机去抢劫她，在她家门口，两个人搏斗，他把她杀了。可是，他自己也没有跑掉，被判处死刑，枪决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一旦我们掉到那个可怕的深渊里，掉到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局面里，也是很可怕的，中产阶层其实是很脆弱的，油价上涨、负利率、房价上涨，对中产阶级的影响最大，搞不好，他们就变成了新城市贫民。”
“所以，把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缩小非常必要。我们的居民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了。只有缩小了这个差距，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和谐起来。现在远远谈不上社会和谐，社会矛盾正是层出不穷、异常激烈的时候。”我说。
“我接着说我们学院另外一个副教授的事情。段刚，不知道你听说过倪栋梁这个人没有？ ”赵亮问我，我摇了摇头。“这个倪栋梁，他的观点和你基本一致，就是有些新左派的味道，是坚决反对全球化、夸大全球化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坏处的这么一个人——我这么说你不要生气啊。但是，这个家伙很有意思，他前年就离婚了，原因竟然是他喝酒之后，喜欢打老婆。他老婆是我们学校物理系的副教授，人家也是书香门第，又是知识女性，哪里禁得起他打啊，结果，就离婚了。可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他虽然离婚了，但是还要和老婆孩子住在一起。每天早晨，他发现老婆把饭给孩子做好了，他自己就赶紧偷偷地吃上一点，然后出门去给学生上课。
后来，他喜欢上了一个韩国来的女留学生。两个人爱得天昏地暗的，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完全一样，都是反对全球化的。他们就一起到香港去参加游行示威，反对世界贸易体系，反对全球化。”
“反对全球化，难道不也是一种观点吗？ 有什么错吗？ 你看，每次发达国家开会，开那个什么G8会议——被人称为是鸡巴会议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会场外面搞游行示威。反对全球化，实际上是反对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被那几个发达国家完全主导罢了。”我补充道，“全球到处都有反对全球化带来的弊端的示威浪潮，你们研究经济学，怎么能忽视这个浪潮呢。”我又按捺不住了。
“你先听我说。后来，他们两个人好得不得了，就同居在一起了，两个人到处写文章反对经济全球化。有一次，他们听说美国人在仁川要开一个世界贸易与经济研讨会，就一起到韩国，也在仁川登陆了，到韩国示威去了。可是，就是在仁川，两个人因为一些琐事吵架了，结果，那个韩国女孩子跑了，跑到了汉城——现在他们改名叫首尔的地方。这倪栋梁后悔了，要去找她，可是，他又不懂朝鲜语，他说英语，人家韩国人也听不懂，何况他的英语说得又不好。结果，他只好步行，沿着仁川到汉城，不，是首尔——的高速公路，一路走了过去。走啊走，走啊走，他走得又饥又饿，又渴又累，结果，在高速公路边晕倒了。是警察救了他，把他拉到医院抢救。
后来，他们才知道，他是我们一所著名学府的大学副教授！ 于是，韩国的报纸疯狂地报道，说北京某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算什么狗屁经济学家——因为追寻爱情，晕倒在韩国的高速公路上了云云，给我们学校丢了大脸。本来我们学校就慌了，这又丢了一个副教授，他不见了也不和我们打招呼，正在着急到处寻找他，我们学校得到消息，这才知道了他的下落——他消失了几个月，也不打招呼，原来，是跑到韩国去了。其实，他本没有想在韩国待太长时间的，想着搞几天示威就回北京了呢。结果这下子在韩国的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于是，学校觉得他造成的影响很坏，等他回来之后，只好把他给除名了。”
“这就是你们学校的教授们的故事？ 哈哈，真是让我开眼啊，”张市长很高兴，“知识分子，有时候很麻烦。”
“那，这个倪栋梁副教授，和那个韩国女孩子现在的关系怎么样了？ 我很想知道他们的结局啊。”区长钱良骏问。
“结局？ ”赵亮向我眨巴着眼睛，好像他不愿意告诉我结果似的，他顿了顿，“结局就是，他们后来散伙了。原因是他又打她，打那个韩国女孩子——他打老婆的老毛病又犯了，所以，无论他们在反对全球化方面再有共识，再有共同语言，再有同志的感觉，再觉得是一个战壕里面的人，他们也分开了，就是因为他喜欢打女人。”
“韩国女性和日本女性的解放程度，我觉得不如中国女性。尤其是韩国女性，她们对待自己生活中的男人，对待自己的丈夫，都是低眉顺眼的，有的地方就像中国农村妇女一样，在客人来到家里的时候，都不上桌子一起吃饭的，哪像现在的中国女孩子那么的猖狂和疯狂。”杜飞龙说。
“但是，日本和韩国的女性，在社会分工和生活分工中承担的角色不一样。她们的家庭中，光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