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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我还不是莎乐美①，我不想要任何人的头颅；我从来就不是吸血鬼，而永远是灵感的启示者。“约翰尼斯”，如果你拒绝“把你的嘴唇”和你的爱给我，我仍会以“年轻的美国”的聪明智慧祝你在修德养善的道路上一帆风顺。是祝你一帆风顺，而不是与你永别，因为你的友谊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美丽、最神圣的事物之一。也许西方的姐妹比东方的姐妹要聪明些吧。“我要吻你的唇，约翰尼斯，你的唇”，而不是你那盛在大盘子里的头颅，因为那就是吸血鬼而不是灵感的启示者了。“接受我吧！”“啊，你不情愿那么再见吧。想着我吧，想着我，你将来就会有伟大的作品。”
“美国在舞蹈”的雕塑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只可惜没什么发展。不久，因为他妻子突然病倒，雕塑工作不得不停止。我曾希望成为他的不朽之作，可是激励巴纳德为美国创作出不朽杰作的不是我，而是亚伯拉罕·林肯，他的塑像现在还庄严地耸立在西敏寺教堂前幽静的花园里。
查尔斯·弗罗曼知道在百老汇已经遭受惨败，就想到一些小城镇巡回演出。可这次巡回演出安排得非常糟糕，比在纽约的演出还要惨。最后我沉不住气了，就去找查尔斯·弗罗曼，发现他正为赔了那么多钱而心神不安。“美国不理解你的艺术，”他说，“你的艺术完全高出他们的欣赏能力，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的艺术。你最好回欧洲去吧。”
本来我同弗罗曼曾签过巡回演出六个月的合同，合同上规定，不管是赔是赚都要履行下去。但是，由于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且我也看不起他试图违约的打算，就当着他的面撕毁了合同。我说：“这样你尽可放心了，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巴纳德不断地对我说他为我这样的生长于美国的艺术家感到骄傲，又说美国不能欣赏我的艺术，这让他非常难过。根据他的建议，我决定在纽约留下来。我在艺术大厦租了一间工作室，挂上我的蓝色幕帘，铺上地毯，每天晚上都给诗人和艺术家们表演舞蹈，并创作了一些新作品。
第六章美国在舞蹈（3）
对于我在那个时期夜晚的表演，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太阳报》周日增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作了如下的描述：
她伊莎多拉·邓肯腰部以下裹着一小件有中国刺绣的丝织服装。她那黑黑的短发卷曲着，编成了一个松散的发结，自然地垂在身后和脸颊两旁，就像圣母一样……她的鼻子微微上翘，眼睛是蓝灰色的。关于她的许多报道都说她身材高大，体态优美——就像一件艺术精品，可实际上她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体重一百二十五磅。
四周亮起了淡黄色的灯光，演出大厅的天花板的中心，有一个黄色的圆盘似的灯发出幽幽光晕，色彩效果非常完美。邓肯小姐上台先表示歉意，说用钢琴伴奏不太协调。“这样的舞蹈不需要音乐，”她说，“只可以用潘神在河边折段芦苇吹出来的音乐，或者用一只长笛或是牧人的短笛之类的乐器就足够了。其他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诗歌等，都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舞蹈的发展水平，舞蹈实质上成了一门失传的艺术，如果想把舞蹈与另外一种比它先进的艺术——比如音乐——和谐搭配，是非常困难且难以协调的。我愿倾毕生的精力在舞蹈上，就是为了复兴这门失传的艺术。”
开始讲话的时候，她是站在靠近正厅的诗人们的座位那儿，而当她讲完时，却到了房间的另一头了。简直不知道她是如何到那里去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她的朋友埃伦·泰瑞，她对于空间也漫不经心。
她再也不是一个疲惫不堪、满脸忧愁的女主人了，而是像一个从破碎的大理石中自然诞生出来的异教的精灵，似乎那就是她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平常的事情。她像是海洋女神伽拉忒亚，因为伽拉忒亚在刚解放出来的时候，一定是跳着舞的；又像是披头散发的月桂之神达佛涅，在德尔斐的小树林里狂奔，逃避着阿波罗的追逐。当她的头发披散开来时，这个形象就会涌入你的脑海中。
难怪这些年来，她厌倦了站在埃尔金大理石上供英国贵族开心，还要承受那些将信将疑的挑剔目光。现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列列塔纳格拉的陶俑，是雅典娜神庙的队列，是骨灰瓮和墓碑上那头戴花冠的悲情女神，是酒神节上狂欢的少女。表面上你是在看她跳舞，实际上你不是看邓肯，而是在欣赏人类天性的全景表现。
邓肯小姐承认，她的整个一生都在努力回到遥远的古代，去发现迷失在时光迷宫里的纯朴自然。
“在那个我们称之为异教的远古时代，每一种感情都有其相应的表达动作，”她说，“灵魂、身体与思想和谐统一。看看那些雕塑家捕捉到的希腊男子和少女们的魅力吧，简直不像是人工雕凿出来的冰冷的大理石，从他们开口的样子，你便知道他们要讲什么，即使他们不开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也能知道他们想说什么。”
然后，她止住话头，又变成了一个舞蹈的精灵、一个琥珀色的雕像，一会儿举起酒杯向你敬酒，一会儿把玫瑰花抛向雅典娜的神盆，一会儿又畅游于爱琴海紫色的波峰浪尖上。这时，诗人们津津有味地看着她，预言家则意味深长地捋起了胡须，不知是谁轻轻地吟起了约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中的片段：
前来祭奠的人是谁
——啊，你所知道的事情，就是你的全部需要。
《艺术》杂志的编辑玛丽·范顿·罗伯茨满怀激情地说出如下一段话，邓肯小姐认为这是对她的创作的评价中最令人满意的总结：
“当伊莎多拉·邓肯小姐跳舞的时候，你的思绪和精神会回到那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回到这个世界的最初时期。那时，人类伟大的灵魂在美丽的身体上找到了自由表达的手段，动作的韵律和音乐的旋律和谐统一，人体的动作与风与海的运动和谐统一，女人手臂的摆动就像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的脚落在草地上就像树叶翩然着地。当所有的热情，宗教的、爱情的、爱国的、抛弃的和追求的热情，和着古弦琴、竖琴或铃鼓的节奏完全展露的时候，当男人和女人们在他们的壁炉和众神前，或者满怀幸福的欢乐在森林中或大海边，以宗教式的狂热情不自禁地舞蹈的时候，那一定是人类灵魂中所有的强烈的、巨大的及美好的激情尽情倾泻的时候，它们出自灵魂，用形体表现出来，与整个自然融为完美统一的整体。”
巴纳德建议我在美国留下来，万幸的是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因为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我的工作室，正是由于他，我才终于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喜爱。他就是沃尔特·丹罗希。他曾在克莱特里昂剧院看过我用舞蹈来表现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虽然当时伴奏的仅是一支又小又差劲的乐队，但他却清楚地感到，如果用他的那支优秀的乐队来伴奏，再加上他杰出的指挥艺术，这个舞蹈将会具有多么强的艺术感染力。小时候所学的钢琴和音乐创作理论一直留在我的潜意识中，因此，每当我闭上双眼静静地躺着的时候，我就会清晰地听见整个管弦乐队的演奏，就像在我的眼前一样。这时，我看到每一种乐器都以一位天神的模样，在音乐中尽情地舞动着。这个影子似的管弦乐队总是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跳动。
丹罗希建议我十二月份在大都会歌剧院连续演出，我欣然同 意了。
结果真的不出他的预料。第一场演出时，查尔斯·弗罗曼想订一个包厢，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剧院里的所有席位已经抢订一空。这件事足可证明，无论一个艺术家有多么了不起，也不论他的艺术有多么伟大，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这一切都等于零。埃莉诺拉·杜丝首次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事先安排得不好，她演出时剧场里几乎空无一人，于是她觉得美国人永远也不会理解她的艺术。但是，当一九二四年她重返美国的时候，从纽约到旧金山，每到一地她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原因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