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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介绍了一个朋友给他，但是不能肯定是否符合他的要求。他说几次聊天之后，那个女人果然有“文化层次”，她总是觉得自己很孤独。
“跟我在一起你就不孤独了。”他马上得意洋洋接了一句，同时在内心洋溢着一种成就感，不再让他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呵呵。”那个女人马上给他泼了冷水，“我说过一句话，马上就可以猜到你下面会跟我说什么话，没意思。”
第三部分：脚英国作家札记（2）
2。《钢琴教师》被很多人看成一个典型的虐恋事件。一个女人渴望一种变态的生活，这个说法本身就引起很多人的想像。见过一次斯帕克的照片，长得居然很“甜姐”，就是这样的容貌比较容易欺骗人。与此相对，艾里斯·默多克长得则尖锐多了。营造小说时，斯帕克总会留下一些罅隙，虽然像《布罗迪小姐的青春》这样的小说时间跨度很大，顾及到了很多事情，但是随着流畅的文字，读者们也跟着到底。斯帕克有个短篇小说叫作《你真该见识一下他那副邋遢相》，写一个家教特别严明的少女看不惯身边邻居、朋友和“情人”作出各种违背她习性的故事，她总是不自觉地在心中作出评价：“这个人很脏，那个人半点道德感都没有。”有评论者认为“她以幽默的笔调生动地勾勒出一个浅薄而自以为是的少女的形象”，我总觉得这样的论断过于一厢情愿。
评论家们在作家身上倾注了过多的道德想像力。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是尽量逼真描绘一个人，一件事物。它的前因后果，和它的来龙去脉。
站在这里的人如果不能确定自己身上没有半点污点，他/她就没有资格拿起石头……
斯帕克是扮猪吃老虎最成功的作家之一。她懂得玩弄花招。事实上，《你真该见识一下他那副邋遢相》中那位少女虽然刻薄了点，但是她所看见也的确是正在发生的，她为很多东西感到恶心：一个女人叫她的儿子别往卷心菜里撒尿，“去撒到草地上去吧”。或者一个青年因为她“什么事都不着急”而马上去找了另外一个茶餐厅的女人。
“我太傻了。”她想，“我竟然觉得自己和他们可以交朋友，因为我赞成人人平等。”
我很喜欢斯帕克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小说：《死的警告》。一群老妇时刻感到死神就在她们身边，甚至就在自己的心里。她是斯帕克漫长的创作生涯中的第三部小说，故事一开始就陷入迷雾，作者好像在提醒读者们有一个类似阿嘉莎·克里斯蒂式的犯罪人物隐藏在一堆碌碌无为的平凡人当中，时刻在电话里重复一句话：“记着，你必定死去。”人们有自己的隐私：家庭，情感，遗产。每个“受害者”听到这样的话都感到世道不好，人身受到威胁。但是小说到了最后还是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人物，究竟是谁在小镇里面到处打这样的一个电话。有一个老妇得出结论说：“或许是死神在跟我说这句话。”
他并没有欺骗他们，那句话说的也没错。这里不得不考虑作者斯帕克玩弄的花招：她把我们（也包括小说人物）引入歧途然后才告诉我们：那是惟一的一条路，除了走这里别无选择。这也是很多人说斯帕克狭隘的理由，查·珀·斯诺那句话还是最典型的：“一条腿不踩在土地的小说家。”而在另外一些人眼中看来：“她用天鹅绒手套隐藏尖利的爪子……”
在《死的警告》里面，一个在旁人看来是正人君子的丈夫担负着良心上的谴责，他有一个患老年痴呆症的作家妻子，又有个凶巴巴的老处女妹妹，另外他为自己克制不住的风流韵事感到“良心上”的自责。在他看来，妻子的小说虽然多少沉闷无聊，但是她毕竟是个“纯洁的人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妻子早就知道他的风流韵事，与他相似，她的情人甚至不比他来得少。
这个作家妻子还不忘发表一番自己的小说创作经验：
“人物。”卡密恩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好像支配了我的笔。可是一开始我总是陷入到混乱之中，我常常对自己说：‘啊，当我们开始欺骗的时候，我们织的是一张多么混乱的网啊，这是因为，小说创作艺术和进行欺骗非常相似’。”
“而在生活中。”他说，“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好像是由天意在做主宰……”
人们更愿意相信生活的法则而非艺术的法则，小说家们在编完小说的世界之后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因为稀少，所以我不免欢呼此类可爱的人们，虽然有时候看上去偏执得近乎可鄙，却懂得不必欺骗自己。说到底，谁会像伊莎贝拉·于佩尔那样，给自己的胸口来一刀？
只是为了告诫自己，在期望之中和学会遗忘妥协，后者才是救世的良药。
第三部分：脚伊恩·麦克尤恩和“黑色喜剧”
面对麦克尤恩，我更愿意把“黑色”和“喜剧”两者断然分开。他的早期作品中，很多因素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这跟他涉及到的题材有关系，评论家一边赞叹着像《立体几何》这样的作品构思独特，别有匠心，一边又说很难找到明确的主题意识。这篇小说中，主人公一直重复的“广延性是意识的作用”究竟是什么？莫非只是一个怪异故事：一个丈夫厌恶自己的妻子，通过祖父遗留下来的日记的记载，重复一个不为人知的数学家所谓的“有一种平面是没有表面”的理论，最终把妻子像一个仪器似的折叠起来，最终使她消失在床上。至此，他再也不必听妻子讲述冗长的梦境和无休止的争吵。小说中有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有一天，丈夫躲在卫生间里写日记，妻子来了例假，丈夫坚持写完之后才开门。后来终于开了门，妻子用鞋跟把他的脑袋给敲破了。
“好了，”她说，“这下我们都流血了。”
前段时间看见有人说大师的“残忍”。在很多时候，残忍成了文学魅力的一种催化剂，仿佛平淡似水的文字提不起人的精神来。而《立体几何》的结尾，绝对会让一些人提起精神来。丈夫下定决心让妻子消失掉，他假意把她骗上床，尽量对她表示“客气”，然后与她做爱讲笑话，听妻子梦呓般的喃喃自语。他描写了那张床和一些饰品：“我们的卧室既温暖又舒适，显得很奢华。床有8×7英尺大小，那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年我自己做的。梅西做的床单，把它们染成一种华丽的深蓝色，连枕罩都绣过了。房间惟一的光亮是从严格粗糙的山羊皮灯罩里透出来的，它是梅西从一个过路人那里买来的。”在杀死妻子之前，丈夫还如此冷静客观地描述着带着华丽色彩的卧室式样，着实“黑色”了一把。
除了杀妻，其他故事也并不逊色。《最初的爱情与最后的仪式》中的打老鼠场景；《在被窝里》一个作家父亲和女儿的关系暧昧，相同的主题出现了：父女俩躺在一张床上探讨着鸽子是否有性别，另外女儿还问，鸽子的性器官在哪里？父亲则回答：在羽毛的掩盖下。
我不否认自己对此类“黑色”的偏爱，与某种自恋有关系，麦克尤恩提到有一种“钢铁般的自恋原则”。斯帕克有个短篇小说叫做《双胞胎》，描写一对正常得过了分的夫妻故事，他们每天为对方担心却心无坦诚，或许这才是生活之道，人们在互相欺骗中安安乐乐。作者提到自己包括自己很多朋友属于这对夫妻视野外的人物，那是两种价值观，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