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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感觉，他挺满意我的手相的。
我是他的口译员、他的导游、他的地陪专员。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我是他的学生。约摸过了一个月以后，他买了一辆车，一辆黄棕色的标致车，不过，他刚到的时候，当时他还没车，我就充当他的司机，而且，我们每天都驾车出游。他算是领有一席访问教授之类的头衔，出于那个行事可疑的美国基金会礼遇，捕风捉影；该基金会跟中央情报局关系暧昧。他讨厌那个基金会。他嫌恶自己的义务。他不要办公室。他不教课。他对其他讲师视若无睹，他们问起他对这所大学的意见时，他说：“挺烂的，不过你们自己也知道，不是吗？”
他说，大致上，办这所大学根本就在浪掷金钱，一场闹剧。成群支薪过高的外侨杵在学校里，自以为施恩于非洲人，做出一副灌输教育的样子，不过尽在做戏。他们装模作样，摆出动作，拿他们自以为的重要性来奉承自己。凡此种种，最糟糕的就属大家都窝囊没骨头，无人讥评，自得自满，努力过度赞扬非洲。
“我是不是刚听有人说‘议会’、‘民主’、‘社会主义’啊？”奈波尔挤出他的嫌恶苦脸，重复他刚读过的一段文学批评，“那些字眼都用错了。这些诈欺骗徒妄想粉饰太平。老兄，我告诉你，那可是大涂白粉。不──”笑声已经隐然滚动在他肺叶里了，“那是大涂黑粉，就是这样。涂黑粉。”
他避门不入资深共同休息室。教职员俱乐部他只去过一趟，一位生性诙谐的同事讲了些我们都听过的笑话，主要是为了取悦他。奈波尔铁青着一张脸，端坐一旁。稍后，他说自己讨厌人家开玩笑。他讨厌英国人，故作风趣，营造出性情活泼的德性。
他称他们“你那些劣货”。而教职员俱乐部常客都记得他，他一度将英国指为“那个社会主义者的天堂”。
哈吉·霍尔史密斯说道：“我一辈子都是社会主义者。”
霍尔史密斯的公寓叫奈波尔作呕。“臭气冲天，”他说，“而且，你有没有注意过霍尔史密斯穿衣服的样子？他穿的那些非洲衫真是荒谬可笑。我以前一直以为大学讲师总该是些相当不错的人物。唉，何必多事，他不过是个普通劣货而已。”
他处在如此经常要他为零碎繁琐小事烦心的状态下，本身又一以贯之地武断偏执，后来，他竟然信誓旦旦地以为，乌干达所有的外侨，十之八九，都是些同性恋者，一心只想在这里实现乱性滥交的幻想。他深信，他们在政治上的见解，率皆有口无心，一意做假，摆明了要理直气壮地追求少男交欢。而他们自认为自由派与知识分子，更叫他耻笑不迭。
他告诉我这些想法的时候，我们正开车奔驰在路上。他手中握着一根香烟，他叩紧烟草，来回抚弄，犹如精微调整，填紧烟草，大拇指再三平顺烟身的包裹纸，半晌才送进嘴里，吞烟吐雾。
我说：“那么说来，你应该会同意乔治·华莱士认为他们是些‘蠢蛋知识分子’了。”
这话对他正中下怀。他重复了两次，连称那真是至理名言。
“这地方上上下下全是些搞屁眼的。”
“维迪亚，拜托。”帕特坐在后座软言抗议。
“还有蠢蛋知识分子。”他转头望向窗外狞笑。他点起香烟，抽上几口，拿起“运动员精神”香烟烟包，在手背上轻轻敲顿。
“保罗，你怎么受得了啊？”
我话才刚到嘴边，想告诉他，我跟悠默在乌干达的日子有多适意。和心爱的伴侣住在这般美丽的所在，有时感觉恍如置身梦境。她勇敢无惧；她嘲弄斜眼垂涎她的男人，或是那些见她与白种男性携手同行，就私语非议她的人们。她不在意尘沙蔽天的长途车程，或是蜘蛛，或是长虫毒蛇，或是四处乱爬的“度度”（dudu，斯华西里语“小虫”）。即使要住在邦迪布吉欧村落后山的丛林里，也未曾乱其心志。我喜欢我的工作。我的学生虽然含糊懵懂，却也非不堪受教。
只是，在我还来不及开口说明之前，奈波尔已经自问自答起来了：“当然，靠着你的写作啊。要是你不写的话，你一定会失心发狂的。”
他只看过我的作品的一小部分，看来却据信可以以偏概全。我写过许多的诗，有些也发表在美国与英国的文学杂志上。奈波尔管那些杂志叫“小牌杂志”，还挤眉弄眼一番。他总是说我的诗“性欲泛滥”，不过，那也算不上批评。他欣赏一首我发表在《中非观察报》上的诗，是我看到一辆旧车逐渐腐朽在丛林中，有感而发之作。几天过后，他就对我逐字引述其中诗句。他说，这首诗针对殖民主义，提出尖锐评论；同时也在讽刺非洲人任由事务隳坏的习性。我自己重新读过，心想：或许吧。
当时，欧威尔见解清晰，他的自忏告白的散文让我有感而发，我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是一篇谈怯懦的散文。这篇文章预定要交稿到一家美国杂志《评论》（mentary）。奈波尔也予以认可，那不算是一本“小牌杂志”，文章却得大刀阔斧地修改。他说：“我警告过你的，我不会跟你客气的。”又说，“你现在先忘了欧威尔。”我已经跟他一道改写了五六遍。反复钻研琢磨，实在叫人心烦，不过，我也获益良多。
“真的，帕芝。你知道的。他一定会疯掉的。”
尴尬的场面（2）
回镇的路上，我持续驾驶，一边暗暗寻思：真的吗？我曾经甘之如饴地留在马拉威丛林深处的学校里教书两年。那段期间，我写作不辍。难道真是写作使我保持神志清楚吗？
我们经过一处路边市集时，奈波尔又说：“有更多邦戈鼓乱敲了。”
我说，那确实是噪音，不过却不是在玩邦戈鼓。“乌干达只有一种邦戈羚羊，长得跟非洲大羚很像。来乌干达狩猎的有钱观光客，赶着猎犬猎捕它们。邦戈羚羊转过身来，拿头顶上的羊角抵抗猎犬的时候，猎人就趁机开枪射杀。邦戈羚羊多分布在鲁文佐里山一带。那里的bundu。”
“我要去看看丛林，”奈波尔说，“未来就是一片丛林。”
我们正在坎帕拉市外围郊区，开车经过一整排印度人开的店铺，店家阳台上，几个非洲人坐在胜家牌缝纫机后面，赤脚蹬踩着踏板，缝着传教士样式的洋装。另外有个替人代笔写信的非洲人，蹲坐在一个箱子上，表情严肃认真，一笔一画，写着铜板字一般工整的笔迹，女顾客蜷膝坐在一旁，不住地绞搓着双手。
“加蓬的总统，也叫邦戈，”我说，“奥玛·邦戈。”
“奥玛·邦戈！你听到了吗，帕芝·奥玛·邦戈。喔，我可真不想去加彭。”
他沉思半晌，然后要我在开到下一排印度店铺时减速。
“他们在这里根本没有前途，”他说，“他们不该留下来的。你知道拉竹，那个印度小弟吧？我跟他讲，要他赶紧走，好救自己一命。当然，我没讲得这么简单。我问他，‘《福歌》里面在讲什么？’《福者之歌》。你应该看过吧，保罗，你当然看过。”
从后座发声，帕特说：“你对拉竹太严厉了。”
“‘《福歌》的教义，’我跟他说，‘就是行动’。”
帕特说：“他走跟他留在这里都一样糟糕。”
“行动。他一定要采取行动。这些人──”奈波尔手指着那些狭窄的铺子里以及阳台上的人，人家则困惑地望进我车子里头，这个头戴丛林帽，讲话比手画脚的印度阿三──“除非他们读了《福歌》，采取行动，不然，个个都是死路一条。”
“不，不！”帕特·奈波尔在后座喊道，“你怎么可以那么说呢？”
我的直觉隆隆作响，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要吵架了。我从来未曾在场旁观丈夫与妻子之间，不自觉地激烈争执。此刻，我只觉得恐惧、无助。
“他们应该忘掉英国。那些贱货只会讲话骗他们。回印度才是正途。印度才是个真正的国家。一个大国家。印度制造东西：钢铁，纸张，布匹。他们出版书籍。这里出产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有，不然就是些谁也不要的垃圾，然后，那些劣货还会在一边跟他们说，这一切有多美好。”
“他们回到印度更糟糕。你也看过了，”帕特激动地说着，好像已经止不住地啜泣了，“他们要真回去的话，只能去帮那些可怕的人舔鞋子而已。”
奈波尔面容凛冽地向前望，说道：“你总是顺着简单、没概念的途径思想。”
帕特说：“印度会毁了他们。”我可以从后照镜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