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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夫所生的女儿，阿尔文娜·劳伦斯——D ·H ·劳伦斯的第一个表妹——后来
嫁给了他最亲密的朋友阿伦·钱伯斯。当然那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劳伦斯到15
岁时才真正认识钱伯斯一家，虽然在那以前他常常向北走过他们在格利斯列·赫格
斯的农庄，即《儿子和情人》中的威利农庄。
（二）永恒的村庄
由于劳伦斯在村庄里生活得如此深入长久，所以他所写的总是千篇一律的村庄，
城市始终未在他的作品中占据重要位置，他从未在城市久居。虽然他作品的背景偶
尔也有市郊，但大多数是乡村。他多次认真地塑造的乌托邦就是一个理想化了的村
庄。
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伊斯渥却不尽是这样的一个村庄。当然，拥有万贯家产的矿
主家族，享有比任何时期的乡绅都优越的特权，而生活在低劣的红砖墙院内的大多
数群众的生活并非那样充满乐趣。当然，和任何时代的大众一样，他们也会自得其
乐。
例如，那里有一年两次，每次为期三天的9 月和11 月的集市（或称节日）。
第一个是在城北山顶举行的山顶节。集市的场地位于当时“三桶旅店”前的一
片空地（即《儿子和情人》中的“星月酒馆”）也是阿瑟·劳伦斯最喜欢的酒店。
在《儿子和情人》的第一章里有这样的描写：孩子们在节日里兴高采烈；父亲深夜
才回家，说他在“星月酒馆”帮忙，尽管他只赚回了“不到五先令的钱”。当妻子
说他“把其余的钱都喝啤酒了”时，他咆哮道，“啊哈，你这个肮脏的小贱妇！谁
喝醉了？我倒想知道谁喝醉了。”另一个和山顶节相似的节日叫“法令和集市”，
在11 月举行，此节日起源于过去农民们进城找工受雇的传统；旧时的雇主在雇佣
一个人时，会给他一枚“定约便士”，表示这一年劳务合同的签定。这些一年一度
的集会从它们的原始形式中沿袭下来，“节日”的成份得到充分的保留，所以那时
人们依旧涌人城内去赶集。在以前，这样的赶集总是和雇佣的程序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集会在伊斯渥西端举行，旁边是圣玛丽非国教教堂，稍北是诺丁汉公路。
1926 年9 月，劳伦斯最后一次去伊斯渥时，他执意要去赶集，并在那里呆到
疲惫不堪时才离去。但是他感到很快活，这个面色苍白，一脸红胡的人曾在那里生
活过那么久；现在显然只有这个地方能让他感到愉快。
他童年时代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时常有一些流动剧团到伊斯渥演出。其中最受
欢迎的大概要数泰迪·雷勒剧团，他们在一顶大蓬帐下演出。好几次他们觉得在伊
斯渥地区的生意非常好，以至有时要逗留好几个月，演出莎士比亚的剧本和其它的
剧目，如《斯维尼·托德》、《舰队街的神奇理发师》、以及《玛丽亚·马丁》或
《红仓谋杀案》等。劳伦斯写道，他曾在“两便士流动剧院”看过《哈姆雷特》，
当那个戴着盔甲的鬼魂唱道：“安布列特，安布列特，我是你父亲的鬼魂”时，他
会“激动得脸色苍白”。
劳伦斯童年时的另一项文化活动没有延续下来：即“一便士阅读”。这活动是
在阿尔伯特的英国学校中进行的，后来，当劳伦斯18 岁时，在这个学校当了一名
教师。”一便士阅读“以其入场费而得名，参加的人数很多。当地人在那里进行各
种娱乐活动，最常见的是音乐活动，也有独唱和独奏。但最主要的内容是阅读，通
常是狄更斯的作品：一个城里人在台上背诵作品，就像狄更斯在外面游荡、访问时
经常做的那样。
伊斯渥的另一个习俗是，每年圣诞日的后一天，矿工的孩子们会被邀请到矿主
巴勃和兰姆·克罗斯的家里，他们会分给每个孩子一个橘子和一枚崭新的便士。劳
伦斯童年时的一个朋友，梅宝·塞尔贝·柯利休太太告诉爱德华·尼尔说，有一次，
劳伦斯十分害羞，不敢上前到巴勃家的管家那儿去接礼物。梅宝便把她那一份给了
他，然后自己再去拿一份，当管家拿眼睛瞪着她时，她对他说：“不，我不足自己
要拿二个便士，有一份是给伯特·劳伦斯的。”在她和劳伦斯回伊斯渥的路上，他
们开始讨论如何处置他们的礼物。
他最后决定——这是后来劳伦斯作品中喜剧特点的闪现——他建议将自己的那
个便士交给母亲，而用那女孩的一便士去买糖果，然后两人分而食之。
当苏格兰牧师罗伯特·雷德在1898 年开始掌管非国教教堂的教坛时，他创建
了一个文学社，社址就在教堂旁边的英国学校。劳伦斯常去这个教堂做礼拜，虽然
母亲来自维斯列安的一个卫理公会教家庭。牧师雷德先生和她成了好朋友，并很喜
欢与他的这位颇有修养的教民饮茶闲谈。正如威廉·霍普金所说的，“劳伦斯太太
很喜欢家里有一位牧师客人。”《儿子和情人》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写：父亲从
矿上回家，发现牧师正在那里和母亲高谈阔论着神学问题，她还换上了最好的桌布，
摆上了最好的茶具。在这种场合父亲的表现也许是许多次类似情况中的典型一例。
（他对牧师说，“喏，你看看吧”这位矿工边说着边把汗衫的两肩露出来给他看。
“现在已经干一些了，可还是潮乎乎的，像擦桌布一样，都是些汗水，你摸摸看。”）
这座雷德牧师的教堂建于1868 年，是石结构的，在布尔维附近；它是一座仿
哥德式的建筑，有很高的尖顶；劳伦斯很喜欢这座教堂，还记得它的“高耸挺拔，
金碧辉煌而又静谧肃穆；涂着暗绿和蓝色的颜料以及略有些荷花状的边饰。在管风
琴的楼厢上，用大写字母刻写着，“哦，在美和神圣中敬慕赞美上帝。”幼年时的
劳伦斯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对这座教堂十分熟悉，现在它已被拆毁了。数年以后，劳
伦斯在一篇意为介绍弗雷德里克·卡持特的《启示录》的文章中回忆说，他是在《
圣经》的熏陶下长大的，教义对他的影响刻骨铭心：“以幼年时我就熟知《启示录
》的语言和形象；这不是因为我花了时间去阅读《启示录》，而是因为我总被送入
主日学校和教堂，去‘希望乐队’和‘基督的力量’听读《圣经》”。尽管他不总
是全神贯注，也不能全部理解，但那语言和符号却深深地渗入了他的意识之中。
在他的一篇名叫《一个男人生活中的赞美诗》的散文中，劳伦斯说：“我认为
成长为一个新教徒（耶稣教徒）是很好的：在新教徒中的一个非国教教徒，或是在
非国教教徒中的一个公理会教徒。”“作为一个小孩”他感到高兴的是公理教徒”
摒除了卫理公会教徒中常见的个人的感伤主义”，还使他高兴的是，罗伯特·雷德
牧师总的来说常避开带有伤感情调的词句，例如“引导我们，仁慈的光”，或甚至
“与我同在”之类。他对那些健康的赞美诗十分偏爱。那位主日学校的主管，白胡
子的雷明顿先生深得劳伦斯的喜爱，因为他常教孩子们唱一些雄壮的赞美诗，如《
唱起战歌》《坚守堡垒，我来了》和《站起来，为耶稣站起来》。在这方面，是尚
武精神而不是缠绵多情在主导着劳伦斯的欣赏趣味：
令人作呕的感伤主义，像麻风病一样影响着宗教，但还没有占据我们的矿村。
我记得我在主日学校二班的时候，一位女教师想用耶稣受难的故事来折磨我们。她
不住的说：“你们不为耶稣而难过吗？你们不难过？”许多孩子都哭了。我想我也
流了几滴的眼泪，但我记得很清楚，我对自己这样说：
“我实在是感到无所为。”我再也不能去想这件事。我从未为耶稣受难动过情。
但惊奇之感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中。
他在那些赞美诗中所感受到的也是这种惊奇。在一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中，他
说，那些对他影响较深的诗，如华兹华斯的《永恒颂）济慈的颂歌，歌德和弗雷恩
的一些抒情诗，以及莎士比亚的一些诗篇——“所有这些可爱的诗篇归根结蒂显示
了一个人生命的最终形式；所有这些可爱的诗篇都深深织入人们的意识之中，但都
不如那些相当简单的非国教主义的赞美诗那么深地渗人我们的心扉，这些诗歌的影
响贯穿了我整个童年。”在为他后来著成的一本诗集起名的时候，劳伦斯摘用了《
一天已经过去》这首赞美诗中的“鸟兽和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