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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子需要一种和女人之间的均衡关系。
3 月23 日，劳伦斯和艾米·罗威尔谈起了他正在写作中的一系列文章：
“希尔达·阿尔丁顿非常悲伤和压抑，一切都错了，我希望情况会有好转。
我完成了一些题为《和平的现实》的短文，它们对我很重要，我希望它们能在
美国出版，因此，我将它们寄给你。”4 月2 日，劳伦斯告诉平克：“哈里森给我
来信，谈到了《和平的现实》中的文章，说他将把最后3 篇分3 个月连续发表，我
希望他能将它们一起发表……但他说做不到，所以，我想我们只能接受这个方案。
或许我可以将前4 篇放到其它地方去。”奥斯汀·哈里森在1917 年夏天的《英文
周刊》上发表了3 篇短文，但另4 篇显然是丢失了。幸存下来的这3 篇在《长生岛
》中再次发表，但它们从未汇集成书。8 月，劳伦斯告诉平克，他在写作一部新书
《在门口》，它是依据更为浅显的《和平的现实》的题意写的。但这完全是形而上
学的，尤其是在后来，听起来纯粹是形而上学的，它能应付专业哲学家的“攻击”。
但是，平克无法安排出版此书。他在1920 年分手的时候，将这份手稿和别的稿件
一起还给了劳伦斯。这些稿子看来也已失踪了。
1917 年春天，弗丽达写信给辛西娅·阿斯奎斯，幼稚地表达了她的遗憾。
因为，赫伯特·阿斯奎斯也必须像普通的年轻人一样，参加战争，面对死亡：
“做首相的儿子有什么好处？”1917 年4 月，劳伦斯把弗丽达留在康沃尔，
和伊莎·安德鲁斯呆在一起，他自己独自去伦敦一星期。他经柏利斯都取道伊斯渥
和利普雷。他遗憾地发现，霍普金夫人病倒在伊斯渥。在利普雷，他姐姐艾米莉也
得了腹泻。这时正是结肠炎和肠炎的发病期。而当他回到康沃尔，发现弗丽达也病
了。
卡斯威尔夫人在《野蛮人的朝圣》中提到劳伦斯夫妇的客人伊莎·安德鲁斯，
她是“不幸福的，她在她的痛苦之中无法抵御对劳伦斯的依恋和她想与弗丽达相抗
衡的企图——对于她，这是灾难性的”。卡斯威尔夫人曾听劳伦斯和弗丽达谈起过
此事的详情。她发现梅宝·道奇·洛汉在《劳伦斯在陶斯》中，对这次恋爱事件的
记载“会使人误解是不准确的”。洛汉夫人说，弗丽达曾告诉她，劳伦斯在这次恋
爱事件中，第一次对她“不忠实”，并“带着一种痛苦的胜利的表情”补充说，
“此事件是失败的”。弗丽达察觉到了危害，“将姑娘送出了门”，最后那一句，
是洛汉夫人惯用的伊斯林恩的笔调。她在记述谈话时，常常带有些福德·麦道克斯·
福德（《英文周刊》）
编辑——译注）的北方风格，而很少有弗兰克，哈里斯的南部风格。
1917 年，当军事当局在4 月再一次找到他时，劳伦斯在康沃尔生活的复杂情
形又加剧了。23 日，早晨7 点，他在石头房子的门口与弗丽达分手，准备出发穿
过大田以前。他对弗丽达说，他会在日落以前回来。这一次，他所受的耻辱还算轻
的。在鲍德明兵营，医生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告诉他，尽管“身体不适”，但拒绝的
期限已经过去，他将被编入第三类别，从事轻微的非军事服务。但他坚信，有那么
多人希望加入第三类别的工作，他不会被启用的。
那天只经受了两个小时的折磨，两小时的拥挤、听诊和被人窥视，然后，正如
他所预言的，他在日落前回到了家里。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劳伦斯和一个相邻的农民青年。威廉·亨利·霍全建立了
亲密的友谊。劳伦斯在《袋鼠》中给他取名为约翰·托马斯·伯杨，一个诙谐的谐
名。洛汉夫人有关这段情况的描述，是依照弗丽达1922 年在新墨西哥告诉她的话
所写的。在康沃尔的“一个”青年农民：他们之间真有那种事情吗？”洛汉夫人在
记述时问道。弗丽达回答：“我想是有的，我特别不高兴。”但凯瑟琳·卡斯威尔
在和劳伦斯保持友谊期间，和劳伦斯探讨了这件事，他把这种科尼什友谊解释成一
种神圣的事，他向她保证，其中不存在“冒犯圣灵的罪恶”。
他经常在晚上去霍金家的农场和威廉·亨利交谈，并给他弟弟斯坦利上法文课。
这像过去在海格斯那样，劳伦斯和男人们一起在田里劳动，谈论哲学或农活。就像
过去在葛里斯列的麦田和钱伯斯一家在一起。霍金家的姑娘梅宝和玛丽挎着篮子送
来午饭，而他们坐在布满石头的荒地上一起吃饭。钱伯斯先生也几乎要出现了，并
说，“有伯特在那儿，干起活来就跟玩似的”。
确实，威廉、亨利·霍金1953 年在B ．B ．C ．（英国广播公司）的谈话中
回忆，他有一次对劳伦斯说：“你越来越像我们了。”劳伦斯向霍金家人示范中部
地区捆扎麦秸的方法，但他们还是喜欢科尼什的方法。
有时，弗丽达会到农庄去喝茶，霍金一家和这个高个子太太在一起，总比不上
和他丈夫在一起那么随便。霍金家是劳伦斯夫妇在康沃尔时仅有的几个朋友之一，
此外还有曾诺的凯蒂·贝利曼。他们从那里买面包、烤兔肉和藏红花饼。既使是在
霍金家，受到不断滋长的对这个红胡子的男人和他的德国妻子所产生的敌意时，她
仍然是他们的朋友。
科尼什人怀疑他们为沿岸的德国潜水水手提供给养。但弗丽达后来指出，即使
她和劳伦斯与这些水手有接触，但他们当时穷得一天都无法剩下一块饼干。尽管如
此，他们还是被怀疑从事各种间谍活动。（大卫·加纳特在1959 年说，他相信，
从事政府宣传写作的休佛，在1915 年写了有关劳伦斯夫妇的坏报告，它在战争期
间一直存在他的档案里）。
一天，两个军官在他们背后从荒野的一处草丛里窜出来，指控弗丽达带有照相
机：“我打开帆布背包，在众目睽睽下，从里面拿出一块面包。如果他们因此而马
上要绞死我的话，我必须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这只是许多事件中的一桩
：怀疑的毒素开始渗入到他们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有一次，弗丽达在海滩上感到
欣喜若狂，便快乐地奔跑起来，她的白色头巾在风中飘舞。劳伦斯叫起来：“停下，
停下，你这个傻瓜！难道你没想到他们会以为你在向敌人打信号吗？”凯瑟琳·曼
斯菲尔德笔下描述过的那些狡诈的科尼什人的小眼睛，现在正每时每刻注视着劳伦
斯夫妇。直到1970 年，住在曾诺的一个男子还在骄傲地展示他曾用来观察劳伦斯
夫妇行动的小望远镜。这段时期，科尼什“对外人的怀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吉
斯彼·奥列奥里在他的自传《书商历险记》1937 中对此作了证实。他第一次见到
劳伦斯时是在康沃尔。他记得，“曾诺有一个有教养的老妇人”，尽管她在战争中
没有失去任何亲人，她说她想绞死德国皇帝，吃他的心”，（弗丽达：“我，这个
身处异国的德国佬！”）
奥列奥利在康沃尔还认识一位教授意大利艺术的人，他几年前娶了一个英国女
人，放弃了他的德国国籍，成了一个英国人。当他出门去荒地时，科尼什人会尾随
而去。在这样的歇斯底里的时期，管闲事的人享受到了英雄主义的荣耀和豁免权，
他们随心所欲地对他的住所进行搜查，他的心脏太弱，以至于他无法步行到最近的
彭赞斯镇去，当地的商人拒绝给他送去食品和杂货，几个奥列奥利认以的姑娘常给
他送吃的。一次，警察找到了一种他留给姑娘们的便条，他那可怜的、只想要一点
毫无危害的糖果的请求要了他的命。
因为，他的审判者坚持说“小杏仁饼”是他准备给敌人潜艇提供油料的代号。
自那以后，他受到他们的折磨，悲惨至极，最后他自杀了”。
这一类故事表明，劳伦斯和弗丽达从未想到他们自己会遭到迫害。8 月10 日，
他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去信说：“我没有告诉过你我有一架钢琴——旧的，表面是
暗红色的——五个吉尼买来的——发出美妙古朴的琴声。”就是这样一架旧乐器也
招来了麻烦。当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上面弹奏起赫布里底民歌并歌唱时，当地的凯尔
特人会以为他们唱的是德文——劳伦斯夫妇有时确实挑战性地唱起一些德国浪漫歌
曲。但在当时，犯罪＋联想的技巧已达到了登峰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