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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纳斯曾留下一张便条，说诺曼·道格拉斯是他的遗稿保管人，但他在马耳
他的那些债权人拒绝将他的手稿转交给道格拉斯。他们将外国军团的（退役军人俱
乐部——译注）《回忆录》寄给了劳伦斯，劳伦斯同意将它准备出版，尽管直到1924
年它才出现在他的书中。然后，道格拉斯在他的一份小册子《D ·H ·劳伦斯和毛
利斯·马格纳斯：争风吃醋》中抨击了劳伦斯，文章指责了劳伦斯在外国军团的介
绍中，对马格纳斯（以及道格拉斯）的做法，还指责劳伦斯从马格纳斯的遗稿保管
人道格拉斯那里非法获利。
阿尔丁顿报告说，道格拉斯在写此篇攻击性的文章时，受到了一位憎恨劳伦斯
的有钱妇人的纵容，她给了他l00 镑，让他撰文攻击劳伦斯。道格拉斯在《迟晚的
收获》（1946）中否认了此说：阿尔丁顿在《匹诺尔曼》（1954）
中说这种否认是无效的。（阿尔丁顿和劳伦斯在1954 年的一篇杂志的文章中
都受到了南茜·坎纳德的指责，这篇文章是在她为道格拉斯所写的传记《伟人》出
版后不久所写的。）
劳伦斯对道格拉斯的《争风吃醋》一文一直未加注意，直到1925 年，当道格
拉斯将此文重新发表在他的《实验》上时，劳伦斯才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诽谤”，
便在《新政治家》上作答（1926 年2 月26 日），说他对马格纳斯的描述是真实
的，他为马格纳斯撰文只是为了帮助他在马耳他的那些债权人，而且，说服出版人
出版那本书化了好几年的时间，因为出版人只想出引言部份，而此书出版后的收入，
只能偿付劳伦斯借给马格纳斯的部份钱款，而那位马耳他的主要债权人米歇尔·鲍
格，却能得到全部的偿还。劳伦斯引用了道格拉斯（1921 年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的
斜体字：“你可用任何方式，按你的意愿处理这些手稿……你自己可收下所有的钱
款。”有关这场纠纷的不愉快话题随着他的下葬而告结束了，他的几位马耳他朋友
出钱为他在贫民墓地举行了葬礼——后来那位寡妇出钱重修了墓。马格纳斯在将那
位警察锁在门外，喝下毒药之前写下的遗言中说过，“我希望得到一等的葬礼”。
（三）欧洲大陆的中部
1921 年1 月的第3 天，劳伦斯和弗丽达在拂晓前起身，启程去撒丁。从对这
第一天早晨的描述（“这位社交界女皇穿着半露的衣裙颤抖着，不高兴地挥动着蜡
烛，”外面，“在黑暗的天空和黑暗的爱奥尼娅海之间有一道长长的、预示着不祥
的红色狭缝，可怕的老牡蛎将生命如此长久地衔在它的双唇之间”）到最后一页
（乘蒸气轮回来时，早晨在几片抹着金色阳光的白云中来临：西西里海岸在远处露
出了一抹青灰色”）——劳伦斯的游记《大海和撒丁岛》是他们旅程的完整记录。
书中有关于乘坐沿海列车去巴勒莫长途旅行的描写，“雨，下个不停的雨，一
抹湿灰色的天空，一抹湿灰色的大海，一列灰色潮湿的列车沿着一个个小海湾曲折
向前，穿过长着柠檬树的山丘下的隧洞；书中有卡利亚里，他们在撒丁岛的第一个
港市，”一个裸露的城市，高耸的陡坡，陡坡，金光闪烁……没有树木，没有遮掩，
光秃秃而骄傲地峙立着，好像是在遥远的过去，像一个在弥撒书中的僧侣们的城市
……它确实有这种奇怪的外观，好像只能看而不能进入”；书中有那些农妇村姑，
她们穿着长裙，上面是深兰和红条相间的图案，”所以，当她们行走时，“显得五
彩缤纷，好像是丽鸟在炫耀它的羽毛”；书中有那穿着脏衬衣的酒巴男招待，在那
个山石嶙峋中的小酒巴里，那个人“没有眉毛，笔直的黑发直垂到他的眼皮上”；
书中还有……
但是，像《大海和撒丁》这样一本充满诗情画意、色彩缤纷、充满了运动和感
情的巨著，是无法予以概括和解释的；你必须得亲自去读。
劳伦斯和弗丽达从岛的南端卡利亚里，到了岛的北端特拉诺瓦，劳伦斯画的一
张小地图标明了他们的路线，坐火车或乘汽车，上山或下山。在岛的腹地，天气很
寒冷，食物很差，大多数的旅馆房间都很脏。对劳伦斯夫妇来说，这是一次“追溯
久远，久远往事的旅程”，最后他们终于意识到“一切都解决了。一切都知道了：
明白了，明白了”，劳伦斯感到，人类必须向前行进才能得以完善，必须向前走到
那些“未被人知，未被开发的土地上，那里的盐还未失去它的原味”。
劳伦斯和弗丽达乘火车向意大利南部行进，他们从撒丁坐船到了契维塔韦基亚，
又从那里到了那不勒斯，在那里，他突然看到了高山之巅的蒙特卡西诺，又一次地
被它吸引。“在一阵狂热之中”，他向弗丽达建议说他们下车去那里住一夜，“去
看看另一个朋友，那些身在世外而熟知世事的僧侣。”弗丽达对此主意感到不寒而
粟，她不愿“在这可怕的寒冬中去那个没有一点火星的庞大的石砌修道院”去过夜。
计划因此而放弃了，劳伦斯在卡西诺车站只下车呆了几分钟，”去弄了点咖啡和糖
糕。”回到塔奥米纳后，劳伦斯给好几个朋友去信说撒丁岛不是个久居之地。
（这当然是在那里的海滩变得出名和许多现代式的旅馆建立之前。）至于托斯
卡纳，尽管要比西西里更有生机，但他还是情愿在塔奥米纳多呆一些时候。
他曾说要去看望他的姐妹，但他不能渡过海峡跨上“裴哀凄凉”的英格兰大地。
如果他“知道如何联系的话”，他可能会加入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因为“进
行一次真正的斗争的时间到了。那是我唯一关心的事：一场殊死的斗争。”他不喜
欢政治，但他觉得“必须而且应该很快就开始一场激烈的革命”；如果“他知道的
话”，他会加入进去的。
与此同时，劳伦斯的作品在英语国家里又一次地被大量的出版。美国版的1920
年的《新诗》引起了大多数言辞尖刻的评论家的注意，评论主要是针对其前言的；
雷蒙德·M ·韦弗在《读书人》上说，那诗集表现了“对一个在缪斯的画像前卖弄
的可怜的小人物的同情之心。”由托马斯·赛尔泽在1920年11 月出版的《恋爱中
的女人》的删节本也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埃佛琳·司各特在《罗盘》中称此书是一
部忏悔录：“写了此书之后，劳伦斯可能会变成哲学家或牧师。”她对他的结尾部
分感到不满：“如果劳伦斯先生是个俄国人，他或许能从艺术中找到生活的答案，”
但因为他属于“英国的道学家那一类”，他就得坚待“寻找出一些生活现实中的答
案”。
在1921 年5 月，即牛津出版了他的历史书（以劳伦斯·H ·大卫森暑名）
的两个月之后，《恋爱中的女人》在赛克的印刷标记下大胆地出现了。博顿利
的《约翰牛》不失时机地对小说进行了攻击，称此书是“对性剥夺的丑恶的研究，
会导致青年人陷入一种无法启齿的灾难”。莫里没有在杰拉尔德·克里奇的形象中
认出自己，全神贯注地也读完了“500 多页充满炽烈感情，一波又一波夸张的、愈
演愈烈的、推向遥远的不可见的结尾的描写，”读罢掩卷，莫里觉得此书不知所云。
当然，他也发现了此书是淫秽之作。早些时候，当赛克出版了《迷失的少女》时
（1920 年11 月），莫里就宣称劳伦斯也进入了一种“衰退”的阶段。劳伦斯的
作品在他的一生中唯一得到的官方承认——1921 年爱丁堡大学的詹姆斯·退特·
布莱克奖——是劳伦斯小说创作中成就最小的几部作品：《迷失的少女》以及《侵
入者》和《处女和吉普赛姑娘》为他赢得的，此奖的奖金为l00 英镑。劳伦斯写信
感谢了拉歇尔·安纳恩德·泰勒，他作教师时的一位朋友。感谢他在评奖中对《迷
途的少女》的推举。
1921 年4 月初，弗丽达启程去巴登—巴登，劳伦斯陪她同行到巴勒莫。
艾尔丝·贾菲来电报说她母亲病了，劳伦斯起初以为这是一个花招，但后来的
通信表明了并非如此。独居塔奥米纳时，劳伦斯感到“弗丽达不在时，屋子显得空
荡荡的。很不喜欢，”虽然人们时常请他去喝茶用餐，但他不想接受邀请。在一个
月的寂寞生活之后，这个月中米利森特·贝弗里奇为他画了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