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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曾多次和王光美同志接触。她生得端庄秀丽，性情温柔开朗。当她走下舞场，特别是同她的丈夫同共和国主席一道跳舞时，她又是那么热烈、潇洒、青春洋溢。我们这些姑娘简直被她的风度迷住了。
乐曲响起来了，少奇同志开始跳舞。少奇同志的舞步同他平时走路一样轻捷洒脱，他跳得真好，会跳错步，会跳出各种各样，尤其跳三步跳得好。
轮到我陪少奇同志跳舞时恰好是跳三步。跳没两步，我就发现少奇同志非常会带人，我全身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所有的能力和技巧都可以尽情发挥出来。我身轻如燕，灵活自如，时而围绕共和国主席飞旋，时而跟随共和国主席阔步向前，时而巧妙地躲闪开可能相撞的障碍，时而表演奇迹一般跳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儿。
我们女团员都愿意跟少奇跳舞。可是，当我想要再一次陪少奇同志跳舞时，他谢绝了。也没同我们中间的其他人跳，而是走向他的夫人王光美。他们相视一笑，便一起舞入场中。老同志悄悄告诉我，少奇同志准备走了。
我很快就知道了，少奇同志的最后一场舞，总是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起跳，永远不变。
1966年2月，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少奇同志跳了最后一场舞。当时我可不知这是最后一场舞，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那天跳舞休息时，我坐到少奇同志身边。我说：“刘主席，我们要走了，后天去云南边疆演出，要去半年呢。”
少奇同志说：“这很好，应当多为战士、为群众演出。下去后要注意身体，要注意卫生，睡觉前一定要刷牙。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还重要。”
我心里一阵阵热，我说：“记住了。”
少奇同志问：“你们去过云南吗？”
我摇摇头：“没有。”
少奇同志像给小孩讲故事似地对围过来的文工团员们说：“云南呀，有原始森林，森林里有猴子，很多很多猴子。”少奇同志说着把两手张在脸旁，扇动着，睁大眼睛装出吓唬人的样子：“猴子，不小心就偷走你们的帽子。”
我们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少奇同志像往常那样先走了。临走时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半年以后见啊，半年以后见。”
谁会想到，这竟成了永远告别的话……
晚十点半，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毛主席来了！
这个时候朱委员长和少奇同志已经走了。除开节庆日，朱委员长一般是晚七点半到，九点左右离开。少奇同志来得稍晚，走得也稍晚，因为他经常要等毛主席来，以便汇报一些情况。毛主席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经常十点以后才来，夜里十二点以后离开舞厅去办公。
毛主席从那条走廊稳步走入舞厅，我痴痴地站着，忘了周围，忘了自己，忘了一切。
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上放着毛巾。毛主席拿起了毛巾。他一侧脸，看见了我。毛主席朝我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不害怕，不紧张，还是以为在梦里。我现在都想不起我是怎么站到毛主席面前的。
开始奏乐了，毛主席起身跟我跳舞。毛主席发觉我紧张，亲切地同我谈话，以解除我的紧张。“小王，今年多大了？”
“十六。”
“家是哪里的？”
“大连。”
“在文工团学什么？”
“舞蹈。”
“跳舞要放松。爸爸是干什么的？”
“唱京剧的。”
“噢，艺术之家么。”
谈着谈着，我忘了紧张，脚步变得舒展灵活，并且越跳越感到意气风发。
跳着跳着，毛主席忽然在我肩上一按，我身不由已坐了下去。定定神，发现乐曲已终，我正好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已经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终于发现毛主席跳舞时的一个习惯。他很注意舞伴原来坐在哪里，曲终时准时把你送回原位，而后独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
随着接触增多，我最初见到毛主席的那种神秘感开始消除，因而也更觉得毛主席亲近伟大了。
毛主席总是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袖筒遮手一半；夏天穿一件肥大的绸衬衫，后背还补着补丁。
毛主席非常富于幽默感，吸烟时总是把烟一折两截，只把半截插到烟嘴上吸燃。我问：“主席，您为啥把烟掰两半呀？”毛主席笑着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么。”其实毛主席是为了控制吸烟量，一次只吸半支。
只剩一个烟头了，在烟嘴里一明一灭地闪。毛主席赶紧再吸一口，把烟蒂按入烟灰缸。烟蒂在烟灰缸里有气无力地冒着残烟。毛主席叹口气说：“帝国主义气息奄奄喽。”我们女团员们都为毛主席的幽默笑了。
有一次跳舞中，歌剧《江姐》的一名作者被带来见毛主席。这名作者穿件中式棉衣和满是褶子的肥大的军棉裤，脚上穿一双部队发的黑色棉布鞋，上面有不少油迹，显得窝里窝囊。他是我们文工团里的人，平时很熟。一进春藕斋，他的胳膊腿立刻僵硬得象木棍似的，紧张得脸色苍白。他被带到毛主席面前，嘴巴张了几次也说不出话，目光不知朝哪里落才好，便深深地鞠躬下去，腰弯得超过了九十度。我们再也忍俊不禁，一起放开嗓子哈哈大笑；越笑他越慌，他越慌我们越笑得厉害。他慌得直不起腰，我们笑得也直不起腰。毛主席也笑了，连连示意叫他坐，他却无论如何不敢坐，一句话也讲不连贯，简直要晕倒了。同志们只好把这个可怜的作者领走了。
毛主席喜欢听京剧，跳舞休息时常放几段京剧听听。毛主席听京剧常常用手敲着板眼，逢上老生戏还跟着唱几句。有时也请一些名角来表演。记得有位著名京剧演员（裘盛戎）见到毛主席后，也是紧张得喘不过气，说话不连贯。毛主席对此很皱眉头。现在想来，毛主席固然伟大，但当时有些宣传搞得过分也是一个原因。把毛主席神化了，因而有些人见了毛主席就像见了神一样诚惶诚恐。我虽然经常见到毛主席，不觉那么神秘，但也并没完全摆脱这种“神化”宣传的影响。春节时茶几上摆一些糖果，毛主席抓糖给我，我从没舍得吃一块，都是小心翼翼揣兜里，带回去给同志们，给家里的亲人。这是毛主席给的糖啊！同志们和家里的亲人也宝贝似地保存起来糖也被神化了。
我感到毛主席不喜欢这种情况发生，但他有时也无可奈何。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非常想见毛主席，哪怕是远远望一眼呢。可她出身不好，根本去不了中南海。她很羡慕我，常暗暗流泪，几次让我替她向毛主席问好。我对毛主席说：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每次都让我代她向您问好，她非常非常想您。毛主席连连说：“谢谢她，谢谢她，代我谢谢她。”毛主席并不是想见谁就可以见谁。他曾说：“我也得听党的安排啊，听组织安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种“神化”宣传越搞越厉害。有一次我对毛主席说：“主席，您连续接见红卫兵多累呀，弄个高高的凳子坐天安门上就行的。”毛主席笑了：“那怎么行？真是孩子气。”我说：“有个小学生等您乘车检阅，等呀等，实在憋不住上厕所，才走您的车就开过去了。这孩子回来没见上您，躺地上就打滚，哭晕过去了。”毛主席听后皱起了眉，思索着什么很久没有说话。
现在人们都明白了，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我还要说，毛主席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人。
有一次我坐在毛主席身边，同他聊天。毛主席关心地问：“你们练功累不累？”我说：“累。挺苦的，有时还出事故。”毛主席问：“还出事故？”我说：“可不吗，听说天津一个剧团里，演哮天犬的演员翻跟斗，不小心摔下来，把脖子戳进去了，戳进……”毛主席皱着眉连连摆手：“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还有一次毛主席把我演出用的红手绢要过去，翻来复去看，眼里露出一种孩子似的新鲜好奇的神色，用惊讶的声音说：“还有这么好看的手绢呀？”
跳舞开始了。我陪毛主席跳到场地中间时，忽然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吓一跳，毛主席也不例外。音乐停了，跳舞也停了。原来是雕花板墙掉下一块一米见方的木板。好险哪，正好砸在毛主席坐过的沙发上，板角把坐在旁边的一名女团员砸伤了。毛主席随大家一起跑过去，脸上同样是十分焦急的表情，就像父亲看到女儿受到伤害一样焦急担心，连声问：“小赵，砸坏没有？啊？砸哪了？”接着他便招呼工作人员：“快，快帮助检查一下，要抓紧治。”
四
1966年8月，我从云南边疆演出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