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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这个过程是准确而容易的；不过有时我们将真实的瞬间喂进去的时候顺序弄乱了，以至于本来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过去”和“将来”错位了，于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全令人信服（却不恰当）的“现在”。埃弗龙提出过一些类似有关比较常见却很奇怪的幻觉记忆等经历的假设（神经系统有问题或是错误的“时间表”）。这些和运动性视觉没有关系，但却经常会在不同寻常的剧烈神经兴奋时出现（就像马莎；N和格蒂；C个案中的情况一样）。时间错误的所有这些表现，连同本书中所描述过的其他时间问题都表明，在对时间的感知方面，抽象与现实、年代顺序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差别有多么显著——作者注。Y女士和其他一些经历过“运动幻象”的病人曾经对我讲过出现在那个时候的一种反常现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静止过后时间可能倒退了也可能前进了，这样某个“时刻”就可能出现得太早或是太晚了。有一次，Y女士的弟弟来看她，她正好出现了运动幻象，每秒钟有三到四次幻象，也就是说，头脑运动得太慢了，以至于幻象和幻象之间存在着明显可以感觉到的时间间隔。Y女士在看她弟弟点烟的时候，对于她所看到的动作顺序感到十分吃惊：首先，划火柴；然后，弟弟的手握住划着了的火柴，“跳开了”火柴盒几步；接着，火柴在烟斗里燃着了；再后来就是那些“中间的”步骤，她弟弟的手，握着火柴，突然靠近烟斗点燃了。这样，赫斯特令人难以置信地预先看到了烟斗被点燃；也就是说，在还不该看到的时候，她就看到了“将来”。③
在这种电影的幻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她对映象和世界的感觉，包括对行为、空间、时间、画面、弯曲和连续性的感觉，又突然恢复“正常”了。在非常兴奋的时候，Y女士还会经历运动的“精神错乱”，那时各种感想或是幻象会接二连三地飞快涌现出来；在这种时刻，她很悲伤，却又无能为力，不过庆幸的是，这种时候很少。这种疯狂总是伴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分裂。
1972年夏
Y女士已经完全习惯了所有这些奇怪的症状，她经常主动和我，或是和其他人谈论它们。尽管缺少另一位病人（伦纳德；L）的探索精神和能力，她还是以一种相当镇定、超然和幽默的态度接受了所有这些异常并具有很大潜在危险性的症状。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它们的牺牲品，而是简单地把它们看做是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就像她的鼻子、名字、纽约和世界一样。因此，她不再像刚生病的时候那样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淘汰”了。她完全“镇定”下来，并将一直镇定下去，而不会像那些不稳定的病人（玛利亚，G，玛格丽特；A等）在左旋多巴的治疗过程中精神分裂。
①伯顿·马丁在他杰出的《基本神经中枢及其位置》一书中阐述了许多“调整”和控制脑炎患者的方法。卢里亚在其出色的第一本书《人体冲突的本质》的最后一章（“行为控制”）中提出了一种理论上和实际中都可行的具体治疗方法；他写道：“……健康的脑皮层使得帕金森氏病患者能够在外部的刺激下产生一种运动来代替脑皮层下的自动作用……原先直接通过意志力不能进行的行为在它属于另一个复杂系统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了。”——作者注。Y女士能够较为自如地进行活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能够机智巧妙地预防、对付和利用“副作用”——她和弗朗西斯；D共同分享这种技巧。这两位女士，凭借她们的聪明才智，了解并控制了自己的神经系统和反应，这一点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精神病学家能够做到。现在我不知道是谁在教了谁：我从Y女士那里学到了许多，而她或许也从我这里学到了一些东西。①还有，不管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外面，Y女士始终表现得很积极——玩宾戈游戏，看电影，看望其他病人，负责职业治疗法和研讨班的一些项目，听音乐会，读诗，上哲学课，还有她最喜欢的远足。Y女士的生活是芒特卡梅尔医院里所能享受的最充实的生活了。
和许多病人一样，Y女士的力量最终来源于她的家人：她“找到”了十五年没见的子女。她在1969年5月那段日子的日记中表达了想要再见到子女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最终在我们孜孜不倦的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得以实现。自从母亲生病以来，Y女士的女儿过了二十年不断与精神病院打交道的生活，她现在是芒特卡梅尔医院受欢迎的常客——母女的团聚给两个人都带来了深深的喜悦和精神上的稳定（女儿自从和母亲团聚以来就没有再发过病）。同样感人的是Y女士和儿子的团聚，她的儿子“在西部”过了很多年的类似精神变态的生活后，终于重新在纽约建立了家庭，扎下了根。看到Y女士和她的子女在一起，我们明白了她品格和爱的伟大，看到了她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可以想到作为母亲，她过去是多么坚强和真实。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当初她一生病孩子们就疯了，明白了为什么重新回到她身边的时候他们又明显地康复了。
尽管Y女士经历了无数的打击——长时间严重的怪病，对左旋多巴的剧烈反应，住了很多年阴冷的病房——可是她真的醒了，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现实中，这一切在四年前还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苏醒罗兰多，P（一）
罗兰多；P于1917年生于纽约。他的家庭刚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不久，非常热爱音乐。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在幼儿时期，他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活泼和智力早熟，特别小时，他就能够说话和运动了。他非常活跃，而且充满了好奇心，喜欢与人交谈。但不幸的是，在他两岁半的时候，他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致命的昏睡性脑炎，刚开始时伴有高烧和流感的症状，然后就陷入了沉沉的昏睡状态，整整持续了18个星期。他的生命轨迹从此就改变了。
罗兰多从昏睡中醒过来之后，身体内部显然已经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化。他这时好像戴了一副面具，完全没有表情，运动和说话都非常困难。他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动都不动，如果不是眼睛偶尔突然地转动一下，他就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如果让他走路的话，走起来就像一个小木偶，两只胳膊都僵硬地垂在身体两侧；而且他经常会走着走着就突然跑起来，越跑越快，最后不知道撞到什么东西就重重地摔在地上，像雕塑似的一动不动。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智障，但是他那观察细致、善解人意的母亲并不这么认为。她会说：“我的罗兰多一点也不傻——他还跟以前一样聪敏。他只是身体内部机能暂时停止运作而已。”
在六岁到十岁的这段时间里，罗兰多在一所为智障儿童办的，不分年级的学校上学。实际上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能活动和说话了，但是至少有一位教师有这样的印象：他的智力完好无缺，只是受到束缚而已。“罗兰多不傻，”1925年的一份报告说，“他什么都学，只是什么都表现不出来。”他给人的印象是：只是纯粹的吸收，就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饥饿的黑洞。在这以后的近40年，这种印象深深地烙在那些认真仔细地观察他的人的心中；而那些认为他空虚、愚蠢或者漫不经心的人都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平衡感越来越弱，流涎症愈加严重，而且由于那时的教育条件所限，学校教育因此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他最后一年上学的时候，不得不在他的身体两侧安置垫子来使他坐直；否则他会摔倒在地上，就像一个雕塑一样地无能为力。
从十一岁到十九岁，他一直待在家中，坐在一个维克多牌留声机的扬声器前，因为（据他父亲观察）音乐好像成了他惟一的爱好，而且是惟一能让他“活过来”的东西。欢快的音乐能够带给男孩一种活力，能够让他随着音乐的节奏点头、唱歌或者做各种姿势；但是音乐一停，他也会停下来，立刻又回到了先前那种状态，如石头般僵硬无表情。于是，1935年他被送进了芒特卡梅尔医院进行治疗。
据医院回顾，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罗兰多完全平安无事（从这个词最字面的意义上讲）。虽然他有残疾，但依然长成了一个身材匀称的年轻人，整天坐在椅子上就像一尊雕塑。然而，每天晚上7点到9点，他那种僵硬的神情和冷淡的态度会稍微缓和一些，他会动一动胳膊，说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