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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在看电影时，她会被恐惧或快乐包围，这会突然“打破”她紧绷着的沉默和静止状态，使她发出大声的尖叫（“啊——嗬——！”），伴随着孩子似的拍掌，或者就像婴儿的惊慌反应那样突然把手举到面前。她发怒是出了名的，她会极其突然地大发脾气，没有任何预兆。她会语言流利地大肆咒骂，话语尖刻挖苦，这表明她很仔细很巧妙地观察过她周围所有的人（在她一动不动，看似不省人事时），也表明她在嘲弄和讽刺方面很有天赋。这时她两眼闪着邪恶的光，挥舞着紧握的拳头，有时还非常使劲地乱打一气。这种暴怒带有明显的恶意，再加上它完全不可预料，尤其令人害怕。这种阵发的恐惧或快乐、大笑或暴怒，通常不会超过一分钟左右。它们来得快去得也快，不经过任何中间过渡，K小姐会突然恢复原状，又回到她一动不动的“正常”状态。
在这些年里，K小姐的样子很可怜，也很难看。她身体笨重高大，给人的感觉是她很有力气，并且她紧紧地抑制着身体内巨大的力气。她看上去（像大多数后脑炎患者）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你会以为她只有20多岁，而不是40多岁。她母亲每天花费很大力气给她“梳洗打扮”，让她看起来更像个怪异的“布娃娃”。“梳洗打扮”后，K小姐就僵直地、一动不动地坐在她那超大号轮椅上，在走廊里待着。身上披着一件绣花睡衣，说不清是孩子穿的还是妇女穿的。乌黑发亮的头发紧紧地结起来，脸上因搽了粉（她经常出汗，有脂溢性皮炎），像粉笔一样白。肌张力不全的、残废的（手指弯在指节里不能动）手上戴着好几个戒指，留着涂成鲜红的长指甲。内翻的双脚很精巧地穿上了拖鞋。她看上去——我说不好——像是个小丑，或者像日本艺妓，或者像郝维仙小姐（狄更斯小说《远大前程》里的人物。——译者注），或者像机器人。但最像的还是“布娃娃”，就“布娃娃”这三个字绝对的、“字面的”意义而言：是她母亲那些疯狂念头活生生的写照。
确实，我逐渐认识到，不仅仅是K小姐的模样，她的很大一部分症状都与她母亲的行为不可分割，都不能认为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她的缄默症——在一定程度上是拒绝说话（一种对说话的阻滞、否决或禁止）——反映了她极端偏执多疑的母亲的警告。“不要说话，露西，”她每天都这样说，“嘘，别说话！这儿的人都跟你作对。什么也别做——别动，别说话……这儿的人你谁也别信。”这些可怕的警告中间会穿插着好几个小时的儿语哼唱：“露西，我的宝贝，我的小布娃娃……没人能够像我这样爱你……为了你，露西，我付出了我的生命……”
K小姐的母亲一周七天，每天都很早就来到医院。给她喂食，进行全部照顾（尽管医护人员试图把她从这个霸道的位置上赶走）。等到晚上很晚时，K小姐最后安全地睡着了她才走。她宣称——一副虔诚的样子——她把自己完全给了她女儿，她“牺牲”了过去的25年照顾她“保护”她。她的态度显然是非常矛盾的，她的憎恨、施虐欲和破坏欲并不亚于她对女儿的爱和奉献。这在我和我的学生碰巧走过病房时就变得非常明显。看到我们，K小姐的母亲就会突然抓住她，按住她坐下，狠狠地抻直她的脖子。然后她示意让我们走近，开始残暴地刺激这个病人。“露西，”她说，“谁最好看？那边那个吗？你不愿意吻他吗？你不愿意嫁给他吗？”这时，露西脸上就会滚过一滴泪，或者发出一声沙哑的怒吼。
1969年初，我建议使用左旋多巴。我认为这时已经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K小姐不仅由于“故意”、拒绝、“阻滞”或违拗症等原因不说话不动弹，同时令人担忧的是，她已经有了严重的帕金森氏综合征。她表现出——就紧张症的僵直“外表”下可以观察到的表现而言——帕金森氏综合征的一种严重的、可活动的僵直，左边更严重些，并且很容易在所有主要关节处引发齿轮样强直。肌张力不全的挛缩（“两侧偏瘫的肌张力不全”）已经很明显，并伴有发冷、脸色蜡白、手脚萎缩等症状。
她左右两半身都出现了阵发的震颤，偶尔有大幅度的肌阵挛抽动。尤其严重的是，她不停地分泌唾液，不断有黏稠的唾液流出来。这不仅要求给她带上围兜，并不停地擦拭——这样做对她就是一种羞耻——而且由于唾液分泌量大（达到每天1加仑），身体脱水也不断威胁着她。嘴唇不停地抖动，但受到刺激时，就做出一张一弛的怪相（她母亲称之为“咆哮”），露出所有牙齿。
她患有间歇性外斜视（散开性斜视），眼睛斜视厉害。眼里好像有光，睁开时流露出痛苦和恶意（这在很多时候看不到，因为眼皮的强制性痉挛，或因为眼球的转动只露出了巩膜）。她的眼睛，也只有这双眼睛，是自由转动的，它们痛苦无助地表达出她的感情。这是极端的、矛盾的、完全无法解释的感情。K小姐充满敌意、不肯合作时（她好像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对她的所有要求都会遭到“拒绝”：要她看这里她看别处，要她伸出舌头她紧绷下巴，要她放松她浑身僵直还伴有痉挛。有极少数时候，她的表情温顺甜美，她会带有紧张症病状地完全“服从”给她做检查的人。这时，只要提示一下，就能使她顺从，或是得到在她瘫痪状态下尽可能多的合作。甚至她那帕金森氏综合征的僵直在这时似乎也“融化”了，平时僵直的四肢也能活动活动了。这样，K小姐的帕金森氏综合征、紧张症和精神矛盾症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整体，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于是，1969年初我建议使用左旋多巴。我提了一次，以后又多次提起。（那时我的热情很高，倾向于把最复杂的情况简单化。）“露西是无助的，”我说，“她应当治好。没有别的，只有左旋多巴能够救她。”但是她母亲坚决反对，并当着K小姐的面说了她的意见。“露西这样很好，”她说，“要是你给她用左旋多巴，她会受刺激，她会崩溃的。”她还虔诚地说：“如果是上帝要露西死，她就必须死。”当然，K小姐听到这些话没说什么，但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备受煎熬的矛盾感情——是愿意还是害怕？是服从还是拒绝？
1969～1972年
1969年，我开始改变我的想法：我看到了几个病人使用左旋多巴后完全崩溃了。我不再坚持让K小姐用左旋多巴了。看到她和她母亲，我也不再提这件事了。但是，随着我的热情减退，K小姐的热情却与日俱增。她对她母亲越来越强硬，反抗越来越强。她让自己像木板一样僵直地绷着。她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搏斗，结果是K小姐由于紧张症发作而“获胜”。
1970年末，她母亲来找我。“我已经给拖垮了，”她说，“我再也应付不了了。露西用她的憎恨和坏脾气折磨我……你为什么要提起那该死的左旋多巴？这个该死的东西横在我和露西中间……给她用那药，等着瞧好看的吧！”
我开始用左旋多巴，起初剂量很小，逐渐增至每日3克。K小姐有轻微的恶心；她的帕金森氏综合征和紧张症——或是什么别的病——变得更严重了。但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症状——只有一种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了。在使用左旋多巴的第四周，她真的有了反应——像她母亲预料的——她完全“崩溃”了。事情发生在一天早上，非常突然，没有任何先兆。一向稳重的护士长跑到我办公室来。“快！”她说，“您快来！露西小姐能动了，说话快得像连珠炮……就在几分钟之前！”K小姐正自己在床上坐着（平时她做不到这一点），脸庞绯红，生气勃勃，挥动着手臂。我笑了，甚至呆住了，然后很快给她做检查：四肢没有一丝僵直迹象，运动不能消失了，身体除挛缩部位以外都能自由运动。
她的声音洪亮清晰，并且极度兴奋：“看看我！看看我！我能像鸟儿一样飞了！”所有护士都在她周围欢呼着，祝贺她，拥抱她。她母亲也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一种不可名状的表情扭曲着她的脸。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看望她（她母亲已经走了，护士们也都安静下来），给她再次做了检查。其间我说：“你愿意把手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