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雷 颐书屋品茗
最初听说爱伦堡，还是在“文革”初期的少年时代。当时的大批判经常提起他的小说《解冻》，斥之为“苏修”“反斯大林”的代表作，是株大名鼎鼎的“大毒草”，以致“解冻”后来一直成为“某种思潮”的代称。但几年后，他的《人·岁月·生活》中文节译本却在一些青年中“热烈地”悄悄流传。“热烈”，是因其在圈内争相传阅，无缘“传阅”者甚至以听“传说”为快；“悄悄”，是不能公开阅读，若被告发，则会受到迫害，所以读此书要冒相当的风险。这个节译本原是“文革”中为“大批判”作为“反面教材”而翻译出版的“内部发行”本，发行量极少，只有相当级别的“高干”才能读到。主事者可能根本没有想到，此时一些青年对“文革”的热情早已冷却，甚至已深有“幻灭”之感，这本书对他们却起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反使他们从中对“当代”西方文化有了些许了解。几十年后的今天终于读到公开发行的全译本（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往事、今事一齐涌上心头，确令人有种说不出的感慨。
生于一八九一年的爱伦堡少年时代即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十七岁入狱，十九岁到巴黎深造。十月革命后，他参加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后以记者的身分长期外驻西欧，与西欧文化界关系既深且远，甚至成为苏联与西方文化关系中一条重要的“纽带”。这部一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写于六十年代，作者详叙了从记事时起到五十年代中自己经历的人与事，大到两次世界大战、世界革命，小至周围一些同事的个人嗜好。他的特殊经历，使他与当时俄苏和西方的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等大量精英人物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而与文化艺术界人物的交往更多、更深，书中所着笔墨更多。他有种特殊的才能，对每个人的描写无论着笔或多或少，或粗或细，都栩栩如生，格外传神。慢慢读来，一幅生动丰富的二十世纪前半叶欧洲文化界的历史图景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真切感受到当时的时代、社会氛围，甚至可以从中看到欧洲一代知识分子心灵、精神的发育史。更有意义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成为深受俄国精神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使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刻。
一
左倾，无疑是那个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主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作为战地记者，爱伦堡亲眼看到了现代化战争的残酷：“死亡是机械式的。”看到双方的战士奋不顾身，英勇作战，互相残杀，他感叹道：“这些人大部分是好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正在保卫祖国、自由、人类的尊严；然而他们却不过是一台巨型机器上极小的零件罢了。”（上卷，第177页）
对于欧洲和俄国知识分子来说，“一战”成为美好的“昨日的世界”和“可怕的今天”之间的分水岭。在精神上，许多知识分子也陷入狂热之中，他们以近于迷狂的语言宣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鼓吹对敌国的仇恨和战争，提倡极具蛊惑性的英雄主义，对群众的激情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只有罗曼·罗兰等少数知识分子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虽成为众矢之的，被责骂为胆小鬼、失败主义者、堕落、叛徒、内奸、民族的敌人……但仍与这种煽动战争、仇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其实，罗曼·罗兰等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这种理性的英雄主义最为难得。只有经过巨大的浩劫之后，普遍的狂热才会渐渐冷却，理性的声音才能被社会听见、接受，反战、和平终于成为普遍的情绪和愿望。然而，精神的深创巨痛并不因战争的结束而平复，旧的价值、观念悚然轰毁，人们在精神的虚无中痛苦彷徨，热切地追求新价值、新世界。
十月革命，填补了他们价值的虚空，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同时给平淡无味的生活带来强烈刺激，使他们在令人沮丧的现实中看到理想之光。对那些艺术家和人文知识分子而言，俄国革命更具浪漫色彩，因为他们天生无拘无束，不愿受任何体制、习俗和种种规范的束缚，对任何“体制”都抱有反感，抨击体制、权力、金钱……对个性的压抑。推翻旧体制的俄国革命使他们空前兴奋起来，以为迎来了一个没有“体制”、自由自在的新时代。
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莫斯科全城都用未来派和至上派的油画装饰起来，全城都画满了抽象派的色块，“在红场上出现的不是学院派的画家，而是未来主义者、立体主义者、至上主义者”。（上卷，第273页）“左翼艺术”发出了“第一号命令”，虽然到处都是饥饿与寒冷，但到处都有人在朗颂诗歌，“这不是诗歌节，而是整整一个诗歌的时代”。各种流派不胜枚举，共产主义未来派、形象派、无产阶级文化派、表现派、费定斯特派、无物体派、现在派、阿克泰派……（上卷，第365页）生活本身似乎已成为“艺术”，一群群浪漫文人已经进入亢奋状态。十月革命后不久，爱伦堡作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外交信使”重返西方，发现谈论俄国革命一时间成为欧洲知识界的时髦，文学艺术中的未来派、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都从中汲取灵感，发表一通又一通关于社会革命、文学和艺术革命（包括内容与形式）的宣言，歌颂这场革命。这时“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盼望暴风雨，但暴风雨对于他们说来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对于一部分人说来是启示录中的世界末日，对于另一部分人说来是一场戏剧演出”。（中卷，第131页）甚至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赞美“俄罗斯的实验”也成了一种时髦，“对苏维埃的一切都加以赞美的冒牌绅士获得了‘布尔什维赞’的绰号”，一位网球运动员也对爱伦堡说：“听说你们已经废除了钞票。这好极啦！我痛恨计算开支……”（中卷，第92页）
此时，无论是俄国还是西方的这些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分子当然不会想到，几年后所有这些诸如超现实、未来主义、抽象派、立体派、现代派……等各种艺术流派在苏联和今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将被作为“资产阶级腐朽观念”的表现而被彻底消灭！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才是惟一“正确”、因此成为惟一存在的艺术流派。他们没有想到，旧体制被推翻之后，建立的是一个更加严格、精确、将每一个人都作为这部精密的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被设计、安放好的齿轮和螺丝钉。
从少年时代起就卷入反对沙皇革命斗争的爱伦堡对革命的热烈赞颂自不待言，他对“革命”的理解颇具代表性。当他不久因公从西欧重返莫斯科时，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出国时正是物质极度匮乏，但普天下“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军事共产主义的最后几周，此次回来已是“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经济政策”使工厂立即恢复生产，经济充满活力，原来空空如也的商店现在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人们的生活迅速摆脱极端贫困的战时状态，对此，爱伦堡却大惑不解，极为反感！他讥讽地写道：“肚子不仅恢复了自己的权利，而且还受到推崇”，“莫斯科人吃胖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感到人们因此开始追求物质享受，丧失了不久前革命所产生的浪漫精神和崇高理想；“新经济政策”造成了贫富差别，并产生了新的暴富阶层——“耐普曼”……他失望地感到这些“同我久远的童年时代一样”，因此“常常觉得新经济政策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丑恶现象”。“叶赛宁称之为‘酒馆的’莫斯科正在以一种病态的冲动胡闹，这像是上个世纪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和贬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一种混合物”。总之，“一片白雪怜悯地覆盖着一切。当解冻的天气刚一来到，地面就暴露出来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市侩习气使我们大为震惊，有时甚至令人感到绝望，那时我们也太天真了，不明白改造人远比改变管理国家的制度困难得多”。（中卷，第63—67页）
几十年后的历史证明，苏联以后的种种灾难和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放弃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实行市场经济，因此使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从浪漫主义或道德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则会更多地看到它的种种“丑恶现象”和负面作用，因为它仅是一种“正常”（因此不够“崇高”）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