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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负面作用，因为它仅是一种“正常”（因此不够“崇高”）的社会。这种平平常常的社会格外不适合爱伦堡这类浪漫性格的知识分子，他们无法接受社会经过“革命”后总要平静、恢复常态的现实，因此甚至感到“绝望”，他们渴望、需要的是每天都充满刺激、一浪高过一浪的“盛大的节日”，他们自己往往衣食无虞（有人其实格外重视自己的利益）却将刚刚告别饥饿因而食欲旺盛的百姓讥之为没有人文精神、道德理想，只知道“推崇肚子”，认为社会鼓励并提供致富机会是使人“唯利是图”的堕落……而他们的理想是用一种崇高的道德原则“改造人”、创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其实，不少巨大的历史悲剧和灾难正是这种要创造一个完美无缺的乌托邦世界造成的。而肯定人的欲望、承认人的权利的社会所要求的“道德基础”可能最低、最不崇高最无理想、最平常乃至最平庸，生活日复一日没有大起大落的刺激，缺乏激情和浪漫，并且不乏种种丑恶现象。这种社会或许不是“理想”的，虽然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事件和英雄豪杰，但却是灾难可能最少也最小、大多数人都能平平安安“过日子”的正常社会。对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生活可能非常乏味，缺乏精神的魅力。因此，他们热情宣扬、鼓吹要用一种“理想原则”来改造人，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极而言之，许多巨大的罪恶恰恰因之而成，如此塑造出的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世界。但这种思想的精神魅力确难抗拒，对知识分子更具诱惑，甚至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所以对此要格外警惕。
法西斯主义是在此“价值轰毁”中兴起的另一个极端思潮，也吸引了不少对旧世界强烈不满、追求浪漫的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在法西斯主义从产生到强大的二三十年代，爱伦堡一直常驻西欧，在德、意、法等国之间来来往往，可说亲眼看到了法西斯主义从初兴到攫取权力的全过程。
二十年代的欧洲，经济经过战争的重创一直没有恢复，危机四伏，社会矛盾重重。爱伦堡来到柏林看到的是满目疮痍，人们颓败不堪，是一个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世界。这时的通货膨胀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一个鸡蛋价钱高达四十亿马克，一根鞋带比从前拥有两千双鞋的豪华商店还贵，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高……到一九二三年秋，一美元竟能兑四十亿马克，而后就数以兆计，马克完全崩溃。爱伦堡曾与人一同到一个旧军官的家中做客，没想到谈话不久主人的两个女儿竟赤身裸体地开始跳舞，“母亲用满怀期望的目光望着外国客人：也许，他们会喜欢自己的女儿，并且用美元付钞，如果付马克那就太糟了，明天早晨它又会贬值。这位可敬的妈妈叹口气说：‘这难道是生活？这是世界末日……’”（中卷，第5页）城市贫民和工人更似乎时时都准备暴动，知识分子不是悲观失望就是怒气冲冲，不少人用诗歌、画笔代替枪炮、炸弹进行歇斯底里大发作，不少浪漫知识分子因“新经济政策”也对俄国革命失望。“《行动》杂志的诗人们写道，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他们再也不相信俄罗斯了，德国人将要向世界表明，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一个诗人说：“首先应当在各国同时杀掉一千万人，这是最低数字……”（中卷，第9页）在意大利，他一次次看到黑衫党的暴行和规模越来越大的游行，那些法西斯党徒相信“他们的领袖正在引导意大利走向繁荣、社会正义并摆脱国际资本”。（中卷，第83页）他还听到墨索里尼在一次阅兵式上的演说：“法西斯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意大利，前进！……”（中卷，第257页）作为记者，他多次参加德国纳粹在缭绕着浓浓劣质烟味的啤酒馆、咖啡馆的聚会，发现许多激烈的发言者都是工人，这点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当然，我先前就知道在纳粹分子中有不少工人，但是在报上看到这一点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难道你能说那个上了岁数的工人是法西斯分子？”（中卷，第200页）在纳粹的选票中，工人选票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而“他们之所以投票拥护纳粹分子是因为他们憎恨资本主义”。（中卷，第198页）宣传、鼓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种族优秀论是法西斯主义吸引人的另一个主要手段，在战败的德国，则更易煽动民众的极端情绪，使反对者理性的声音被狂热淹没。对法西斯制造的领袖崇拜如何使个人跪倒在领袖脚下丧失了思考能力，爱伦堡也有生动的描述与深刻的分析。
经济长期萧条，贪污腐败严重，贫富差别加大，政治动荡不安，旧的价值体系突然轰毁……这种危机四伏的社会条件，使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对国际资本的反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公平、正义的抽象呼唤，以“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名义、在领袖崇拜的同时又将“人民”变成完全否定个人的抽象概念等等，无不十分“公正”“正义”，也因此确具极强的吸引力与煽动性。这一切，终使法西斯主义突然成为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大的社会运动，最终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浩劫。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万勿轻忘。
《人·岁月·生活》反映出一战后欧洲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他们的彷徨、探索，对理想的追求和最后的结果，的确引人深思。如俄、德一些浪漫文人对“新经济政策”的反感、反对尤其值得反复回味！以抽象的公平、平等、正义、道德、人民、集体等等为号召最易打动人心，因此一方面容易成为野心家的工具，而另一方面，使那些充满真诚的理想抱负和强烈的正义感的人们，更认为不择手段彻底贯彻这些原则理所当然。后者的悲剧在于实际是“做恶”还自以为“行善”，因此做出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时没有任何道德障碍。结果与其初衷相反，必然造成一个更不公、不义、不道德、否定个人实际也就否定了人民的社会。当然，在平稳正常的工作中，种种“极端”思想通常只能“蜗居”社会边缘，危害有限，它们对社会的批判甚至有助于人们对社会弊病的认识，有助于社会的改进，而浪漫主义勿宁说是对心灵、精神的有益补充。然而在社会转型矛盾尖锐时期或动荡不安、危机严重时刻，种种极端思想和这类浪漫主义顿成最具吸引力的主流思潮，形成迷狂的风暴，一切更为理性的其他声音都被它压倒，造成巨大的灾难。
二
作为驻外记者，爱伦堡当然经常返国，但从三十年代中期起，国内的许多新情况使他茫然不解，甚至痛苦不堪。对“未来世界”充满幻想的真诚，使不少人对“斯大林时代”的种种罪恶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找出种种为之“解脱”的理由。对此，身处其中的爱伦堡也不例外。
一九三五年他回国在克里姆林宫参加出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第一次看到了狂热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出现时全体起立，开始疯狂鼓掌，响彻“伟大的斯大林，乌拉！”“光荣属于斯大林！”长达十几分钟。受到这种群体性狂热气氛的感染，他也不由自主拼命鼓掌，事后才感到手痛。对越来越严重的个人崇拜，他也曾惶惑不解，认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天天在讲苏维埃新文化，但眼前的个人崇拜却不能不使他想起在偏远山区看到的“那些萨满教巫师的崇拜者”，然而他“立刻打断了自己的思路：也许我在用知识分子的观点看问题吧。我曾多次听说，我们知识分子常犯错误，不懂得时代的要求！‘书呆子’，‘糊涂虫’，‘腐朽的自由主义者’……但我依然不能理解‘最英明的导师’、‘各民族天才的领袖’、‘敬爱的父亲’、‘伟大的舵手’、‘世界的改造者’、‘幸福的缔造者’、‘太阳’……但是我终于说服了自己：我不理解群众的心理，总是以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在巴黎度过半生的知识分子的眼光判断一切。”（中卷，第314、315页）在这种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中，“知识分子”的确是一负面概念，使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都有对“人民”的负疚感和道德原罪感，在抽象的“人民”（实际上只是统治者利用的一个符号）面前，放弃（甚至因此深深自责）了自己的理性。
一九三七年末，他从西班牙内战前线奉调回国工作，面对更加严酷、恐怖的现实。他一到莫斯科就有熟人悄悄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