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氲摹Ｈ非械厮担遣皇恰安豢煞终摺保╥ndividus），而是“可分者”（dividus）。然而，这一思想是那么的具有革新意义，以至在当时没有人理解它。直至1900年，由于众多新的发现，尤其是细胞核里染色体存在的发现，孟德尔的看法才被接受。
至于所有的物种都是由一个共同的起源（可能是35亿年前出现在海洋里的蓝藻）进化而来的，这在今天已经成为科学家们公认的事实。但进化的动力是什么呢？拉马克拉马克（Lamarck，1744～1829），法国博物学家，致力于无脊椎动物的研究，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译注回答是获得性状遗传，达尔文回答是自然选择。可是，这两位学者并不了解生物特征的遗传过程，他们不可能作出真正有根据的回答。群体遗传学的发展使人们从基本的遗传过程中得出结论：代代相传的，不是可以观察得到的特征——“表现型”，而是掌管这些特征的基因组——“基因型”。
各种参量都应该被考虑到：繁殖力、死亡率、性伙伴的选择方式、突变、迁移、种群的个体数量等等。简便的做法，是把其中某些参量单独抽出来，在它们相对恒定或者容易测度的群体中进行研究。因此，这种做法特别适用于人类，适用于“孤立民族”，即长期与人类其他群体无遗传关系的个体集合。
所有的发现用完全自然的过程取代了一度似乎是个谜的东西。一步步地，我们分析这些过程，明确它们的每个阶段，以至拥有改变它们进程的能力。改造环境之后，我们即将改造我们自己。这使我们面临全新的责任。
能否大致给我们讲讲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和遗传密码是怎么回事？
在这里，我不打算给你上生物化学课。我们只来了解一下DNA和RNARNA，即核糖核酸。——译注这两种基本分子作用的规律。
所有的DNA分子都是由A、T、G、C四种化学结构排成的序列。这些结构，由二十来个原子组成，它们就像一切分子一样，有的紧凑，有的疏松。人们发现这四种结构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它们彼此连接起来，形成按照一定顺序排列的长段，如TGGCAATCG……A与T、G与C之间，又另外显现出相对弱些的吸引。这样，与原始片段相对，形成一个互补片段，呈现的序列为ACCGTTAGC……但这两个片段并不只是无力地交缠在一起，它们可以彼此分离，两者中的每一个便各自产生新的互补片段，于是，在一组双片段之后，紧接的是两组相同的双片段。这就是发生了“复制”。据我们所知，惟一具有该能力的物质结构是DNA。
RNA分子同样是由四种化学结构的序列构成，只是其中U代替了T，因此，DNA与RNA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后者中有一类，被称为“转运RNA”（tRNA），它们含有两个特别部位，使它们能够翻译DNA片段上所呈现的序列，并将各种氨基酸连接起来，形成蛋白质。这些蛋白质，是生命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也是长长的序列，序列的构成元素是被称为“氨基酸”的化合物，该化合物表现出20种形式。合成蛋白质，就是使氨基酸按照明确的排列顺序一一连接起来。这个顺序由DNA分子的碱基序列确定。转运RNA将64种可能的三碱基化合物中的每一种与20种氨基酸中的一种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对应。对于这种对应，人们命名为“遗传密码”。
在了解错综复杂的运行机理之外，重要的是明白这些机理具有多少的绝对性，相应地，又有多少发生可以改变其进程的作用的可能性。
因为，一个物种的任何表面特征都直接或间接地由一个或数个基因控制，同时，它又是环境作用的结果。这是两个来源，一个“先天”，一个“后天”，两者合作，产生表现型。要改变物种的一个特征，人们可以对环境施加作用，但该作用将局限于顺应了新环境的个体，而且个体发生的变化不会传给后代。与此相反，倘若人们改变物种的基因，那么发生的变化将是决定性的，后代全都会受到该变化的影响。基因操作（人们更喜欢用“基因工程”这个词）可能很快就将（在某些方面已经）使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愿望来改变家畜的特征，培育出更优质的奶牛、产蛋更多的母鸡。不过，一特征的变化极难不对其他特征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并不总是有利的，人们最初的兴奋如今已经被比较务实的态度所代替。
显然，我们人类自己是最有必要采取防备措施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并不是任何技术上的进步都必然代表着人类的进步。排除那些造成可怕的疑难杂症的基因，诸如胼胝体先天发育不全，还有某些疾病……确实会使人类发展得更好，但是，需要排除的基因和只是与丰富人类多样性的标准有所偏离的基因两者之间的界限应该如何确定呢？
因此，必须实现我在前面的一个章节中所称之为“伦理民主”的东西。在这种民主之中，民众自己来确立支配新能力的规则。
第三部分希特勒
“种族大屠杀试图灭绝的，是千百万殉难者苦痛的肉体之中人的存在本身。”弗拉迪米尔·让凯莱维兹弗拉迪米尔·让凯莱维兹（VladimirJankélévitch，1903～1985），法国哲学家。——译注
20世纪的历史，在经历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之后，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恶的问题重新列入当前必须讨论的问题中。我们不能否认恶的事实，更无法为恶辩护。恶存在于何处？是在人类身上吗？我想到了马尔罗马尔罗（André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译注的一句话：“我在寻找至恶与友爱相对的灵魂之中起决定作用的地方。”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要定义一个事物，必须指出所有属于它的东西，并由此确定所有不属于它的东西。描述“A”的特征，同时是在描述“非A”的特征。概念也是一样。
想“美”必定也是在想“不美”，美只是依丑的存在而存在。我们可以想像一种文化不懂得根据这个标准对事物进行分类，但是，我们不能想像一种文化仅仅认识美而不知道丑。对于恶，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关系到我所实施的行为：为了不至于饿死，我钓了一条鱼，杀死了它；为了摆脱妨碍我的人，我向这个人发起攻击，打死了他。这两项行为，我们可以撇开任何的价值判断来看待。它们都是我行使自由的结果，是各种因果关系根据其自身的逻辑性运行发展的结果。就它们本身而言，无所谓什么善或恶。它们存在，仅此而已。只有当我对这些行为作出评判，力求肯定其中的一些行为，谴责另一些行为时，“恶的问题”才被提了出来。这一评判需要参照事先已经确定的准则。
所以，应该从人类树立道德规范的能力中去寻找“恶”的根源。对于别的生物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恶的概念。各种自然过程盲目地进行着，每个生物，除了继续自身或所属物种的生存之外再无其他明确的目的。
然而，一个道德规范的确立并不是可有可无、无缘无故的行为。它直接来自于我们思考未来的能力。与其他动物相反，我们人类知道明天将会到来，而且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参与到创造明天的事情中去。于是，我们向宇宙中我们可以发挥作用的小小的角落引入了目的性。
因此，我们必须在所有可能的行动中进行选择，而为了作出选择，我们就必须参照一些使我们能够对这种或那种行为分别作出“善”、“恶”评判的标准。为了得到来自其他地方的标准，摩西登上了西奈山。今天的人们将登上哪座山峰呢？
这也有点像汉斯·约纳斯汉斯·约纳斯（HansJonas，1903～1993），德国哲学家。——译注在《奥斯威辛以后的上帝概念》中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在书中写道：上帝任人类自由，是在“冒险”……
如果用本来就决定了一切的造物主的意志来解释目前宇宙的现实，那么很显然，造物主赋予自己的某种创造物自行作出决定的可能，是一项极大的冒险。
确实，20世纪的科学已经远离了拉普拉斯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译注的观念。拉普拉斯只看到宙中决定性因素在起作用，照这种看法，从今天进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