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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性，“纪实性和故事性结合得好，艺术的胆识和选择的独特角度结合得好，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别开生面的艺术表现结合得好，巨大的历史画幅和人物的性格刻画结合得好，角色的外部动作和内心体验结合得好（特别是毛蒋二人），综合艺术各部门也配合得好”（《金鸡述评一记》于敏著第9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影片用黑白和彩色画面的交替，纪录片素材和电影本身的自然衔接，传达出了昂扬、辉煌的诗篇篇章。
《开天辟地》（黄亚洲 汪天云编剧 李歇浦导演 1991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形象刻画很有特点，他是思想家、政治家，虽然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大学者的气味并不明显，但他身上的家长作风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
《焦裕禄》（方义华编剧 王冀邢导演1990年）非常朴素地刻画了一个“心中装着万千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的形象。《焦裕禄》以它所达到的政治与伦理、社会意识形态与人生本源结合的文化政治策略，得到空前的成功。要塑造一个已经深入人心的焦裕禄的形象，要拍出新意，拍得感人，对创作者来说，难度是不言而喻的，跟所有主旋律影片的导演一样，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创作的空间，但影片还是在全国卖出了513个拷贝，至少有一点可以表明，李雪健塑造的焦裕禄形象深入人心，形神酷肖，焦裕禄本人的感召力已经使人们不愿意再去计较影片艺术上的某些缺陷了，比如在艺术上还是粗糙了一点，稍嫌干巴、直白。
《大决战》（王军 史超 李平分编剧 李俊总导演 1991年）拍得很有气势，是一部大手笔、大气派、大场面，纪实性和文献性得到很好的结合的作品，影片尽量做到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蒋介石这个人物刻画没有脸谱化，林彪的形象也塑造得比较成功，以前的反面人物，大部分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产物，人物一张口，就知道创作者对这个人物缺乏感性知识。影片从规模上讲也是空前的，它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部六集，一气呵成，既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又可以独立成章，互相辉映。
《周恩来》（丁荫楠 宋家玲 刘斯民编剧 丁荫楠导演， 丁荫楠导演，被誉为是被伟人造就出的艺术家）的上、下集的拷贝数超过了900个。影片选择了周恩来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为党、为民，呕心沥血的经历为主要线索。场面的恢弘，艺术水平的突出，历史情感的重温，人民记忆的表达，对领袖或人民公仆的怀念之情，是影片造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主要原因。在展示周恩来伟大人格魅力的同时，贯穿着一种价值伦理感情的力度与厚度，***总书记看完后说了“六个字‘精制、深刻、感人’，李鹏总理还专门为影片题了词：‘演技绝伦，情出于心，再现总理，光照后人’”。（《夏衍访谈录》李文斌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但影片的节奏没有处理好，太拘泥于现实。
《横空出世》（陈国星导演）是一部讴歌民族凝聚力和奉献精神的作品，影片的细节有很多闪光的地方，比如科研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愣是用珠算计算出了精确的数据。像《横空出世》这样的题材，是不是有可能做得更出色？“两弹”的成功研制，这样的壮举不仅是民族的胜利，也是全人类的胜利、精神的胜利！我们那些管导演的领导能不能换一种思路？
《蒋筑英》（宋江波导演）在剧作上运用了美国影片《公民凯恩》的叙事结构，《公民凯恩》是通过和凯恩交往密切的人的口述，重塑报业大王凯恩的形象，凯恩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的谜语是“玫瑰花蕾”，而蒋筑英说的是“我不是候鸟，我是星座”，导演利用平缓而有节制的散点叙事，在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里，让观众看到了一个认真而充满热情的人，一个具备高尚人格的人，这是一部能够让人从心里流泪的电影。
《生死抉择》（于本正导演2000年）成为2000年全国的票房记录，影片有强烈的戏剧张力，反映了人们普遍关心的腐败问题，涉及面广，从一个纺织厂一直到省委，体现了创作人员直面现实的勇气。 第三节 主旋律影片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我们的政府对电影事业是很重视的，不仅实施了“9550”工程，提出了95计划期间每年出十部好影片的目标，为此广电部每年都从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中拨出一部分来资助主旋律影片的拍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电影也正在发展中，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相应的过程慢慢成熟，政府采取了开放和保护相结合的策略，对主旋律影片实行顺序渐进的保护，确实，效果是明显的，以主旋律电影为首的国产主流电影在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里，为确立、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与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加强凝聚力，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尽了它最大的职责，为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文化贡献。主旋律体现了时代的主调，时代的精神，但是过分强调主旋律，又可能回到过去的简单化、公式化－片面地强调为政治服务的老路子上去。主旋律影片也面临着丰富叙事类型和电影语言，突出当代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适应观众的问题，从而使它真正收到长期的社会效益。
在我们现在的主旋律电影市场上，战争题材影片占了很大的比重，但存在着不少问题，这类电影中既没有出现像《雁南飞》、《伊万的童年》这样对战争进行深入反思的影片，也没有像《现代启示录》、《拯救大兵雷恩》那样从另一个角度表现战争的电影，我们的战争题材影片基本上还是前苏联电影《斯太林格勒保卫战》的创作模式，创作观念、角度都没有大的突破，照理说我们共和国的战争史上并不缺乏气势恢弘的战例，而且拍摄这类电影也不存在资金上的问题，但是，现在观众看到的跟历史教科书上描述的没有什么区别，创作者都陷入集体记忆中，而少了点最可贵的个人记忆。
现在的一些主旋律作品，严格意义上，还没有出现一部“大作品”，“大作品”之所以“大”，不是因为它几部几集的规模，场面多大，时间跨度多长，这些都还是表面的架子，它“大”是因为作品的内在的精神气质，它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和特殊性决定的。
我们拍摄的人物传记片，事实上这些年有些“好人好事表扬稿”似的电影，多少败坏了观众的口味。这类影片基本上是新闻报道的延续，既失去了对生活原生态描述的质感（在这方面不如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节目），又缺乏艺术想象力，而艺术家的使命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甚至是不能被还原的，它是艺术家通过想象把观众看不到、听不到的另一个世界呈现在银幕上。对历史人物的描述，往往是回避一些，再人为地设置一些禁区，这样书写历史的方式，连起码的真实性都不能达到。离1979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经二十年了，而我们艺术工作者的思路还是那么僵化。或许从《公民凯恩》、《罗生门》、《生死豪情》这些电影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艺术应该全面深刻剖析人的行为，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避免简单化、概念化、平面化的图解。这里的原因除了电影的大气候以外，还有创作者本身的原因，不要把宝都押在那些“功勋”导演身上，他们也有陷入创作“瓶颈”中的时候。著名导演谢飞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不妨换一种思路，把电影的一部分职能交给电视去做。
我们的主旋律影视文化的概念应该更加宽泛一些，它应该包括一切推动整个时候文明健康发展的新文化，主旋律应该和民众的现实和期待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目前能真正作到这一点的还不多。对于主旋律影视作品来说，其主要功能仍然是传达国家意识形态，对受众进行意识形态的塑造，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把这种意图隐藏起来；。
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观众进电影院看这类电影的人数在下降，如果它受不到受众自觉自愿的接收，它原来想要发挥的一切功能都是一厢情愿，这显然不能起到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教授王宁认为政府应该调整对民族电影的资助政策，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价值不能单纯以市场的需求和生产的数量为衡量的标准，政府适当地扶植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