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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河南，去我们要表现的民工们的老家，看看他们在家里是怎么生活的，怎么种地的，怎么和老婆孩子、和邻里乡亲说话办事的，学会他们的说话，并不完全是发音，还有习语，还有昵语，总之，是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而不仅仅是在北京的劳务市场。
这是我对《葵花朵朵》剧组的要求。这些要求意味着：当我们的演员完成了农村生活的体验，学会了他们生活中的用语——语言的方式；熟识了他们生活中的习惯；也真正的会使用他们谋生的工具，比如一个泥水工的工具，一个木匠的工具，而不是通过表演来摆设；然后当我们的演员和真正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兄弟站在一起，应该看不出谁是演员，谁是生活中我们要表现的原型。这也意味着，我不赞赏在我们的《葵花朵朵》中邀请一些著名的面孔来扮演剧中的角色。我从来都不赞赏一部戏依靠一些著名的面孔来支撑，来维系——这个问题之后再谈。
我对《葵花朵朵》的要求，显露出一点不合时宜的“偏执”。因为这是一个事事追求“速成”的年代——无论是食品，学业，还是所谓“成功”，所谓“快乐”，以及我知道的很多演员在镜头面前的假眼泪、眼药水。在这样的“速成年代”来要求一部戏如此不速成的做法，在我提出这样要求的时候自己也感到面临的难度。时间已经成为很多人挣钱的快车。“体验生活”，对于靠时间挣钱的相当数量演艺界人士来说，就像搭上了一班慢车，尽管慢车经过的风景要细致，慢车的人情、人性更有生活。但是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是“快车人士”。这也是我不主张使用明星的一个原因：明星的“车”要更快，时间更贵。而另一方面，明星的脸实际上是妨碍观众相信剧中事件、进入剧中情绪的障碍。
如果我们拍摄现实题材的剧，我们就应该在现实中真正存在，而不要成为现实中的一个摆设，一个姿态。做事应该名副其实，应该“地道”，“戏”的目的在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中不应该让人看出在“演戏”，而是要让生活在镜头面前，在屏幕上重新流动起来，依照我们——编剧，导演，演员等等参与创作的人员——对生活的理解与表达。
另外，选择河南展现我们的剧中故事，是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分布在全中国出来打工的农民弟兄们有三亿人，其中河南人、四川人都占了很大比例。河南与北京两地相近，在北京打工的河南农民兄弟有几十万人，因此把故事放在他们的生活中讲述有表现力，也有代表性。
第三部分 … 我们戏里的动物
每一次剧组拍片，都会遇到不可避免的危险和行动，尤其是拍摄武侠片。《天龙八部》外景在云南虎跳峡拍摄的时候，山谷中突如其来的一股风，瞬间达到七八级的风力，险些将人与摄像机统统卷入悬崖。当时拍摄这场戏的武打导演赵箭，眼疾手快拉住了机器，导致手指骨折。
这是我们在拍摄当中常常会遇到，如果不说大家就不会知道的事情。
而另外一些事情其实没有危险，但是在屏幕上展现的时候惊心动魄，甚至大逆不道。真让所有人担忧！
比如《天龙八部》中数场骏马被仰翻在地的场面。
无数朋友，包括我们做《天龙》后期的工作人员，都在“哎哟”之后问过我：被你们弄死了多少匹马啊？！
“人仰马翻”的戏在《天龙八部》里面一共有两场的拍摄。一场是乔峰单骑擒叛军，要求是马中箭，失前蹄，乔峰从马被上飞出去的效果；另一场是擒拿耶纪洪基，伏击的人照准飞奔而来的马腿挥刀砍去，于是再次人仰马翻，惨烈无比！
这两场戏都不是剧本（包括原小说）能够写出精彩来的，画面的惊心动魄，视觉的强烈冲击力，完全依靠动作导演和武师们的想像力，并且通过动作的设计和镜头的运用具体地表现出来。要独特，不能有以往想像的重复，还要达到完全的视觉效果，气氛效果。这需要有大量的准备工作。
设计拍摄这两场戏的是动作导演赵箭。第一场“人仰马翻”在北京附近的怀来外景地拍摄，第二场“摔马戏”在几个月以后的云南拍摄。之前赵箭导演在电话里面问我：“如果把马摔死了怎么办？”我说，“马不会摔死，别把人摔了！”赵箭说，“人不会摔，都设计好了有威亚拉着，人摔不着！”
马是动物，只要不是利器伤害，关键时候它们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人就不一样了，大部分人都已经失去动物那般关键时候自我保护的本能与反应。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人。
我们拍摄的方法是在马腿上拴上绳子，马背上的演员吊上威亚，待人与马到了设定的地点，奔跑中的马双腿突然被栓制，就造成了马失前蹄，马前滚翻而人被威亚吊着“摔出去”的场面。后期制作经过绝妙的剪辑，惊心动魄的动效配音，那种让所有人“哎哟”，疑虑“死了几匹马”的场面，炮制构成！情节惊险、触目动魄的效果准确传递出来。
凡是摔马的戏，现场都是两台以上摄像机不同角度、同时拍摄、一次完成。因为马是非常聪明、记忆极好的动物，它们会不会因为如此摔它们而记恨我们，我不知道，但是若想再拍一遍，再摔它们一次，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的设计在哪儿，想怎么做，马都能记得！
第三部分 … 我们组里的一员
二○○三年春天“非典”时节，导演于敏抚养了两只小狗，其中一只取名多多。因为它来源于于敏——被于敏从冷落的市场上寻得，我们都叫它于多多。
于多多刚来的时候只有三个月大，肉肉球球像一个白色毛线团，小得连一个台阶都上不了，人见人爱。它也不见外，无论是谁，招手就去，给什么就吃什么，无论是肉骨头，肉皮，肉馅儿，还是土豆，黄瓜，馒头，毫不挑剔。于多多六个月大的时候我们《永乐英雄》在北京附近的延庆开机拍摄，于多多的“爹”于敏忙得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招呼它，它忽而呆在剧组的现场“做野狗”，忽而和我一起回到北京，我们在棚内制作《天龙八部》的后期，于多多在干燥的地毯上做几天“家狗”。
可能就是来来往往都是我带着，于多多与我的感情日益增深。它渐渐变得与我寸步不离，无论我谈工作，在录音棚，还是看外景，在拍摄现场，无论我干什么，它都乖乖地蜷伏在脚边，或者在我坐的椅子下边，从来不吵不闹。它的安静，对人各种活动的忍耐，似乎只希望换得一个要求：时时刻刻跟着我。
有的时候夜很深了，我在“它家”和“它爹”于敏导演谈完工作，于多多困得都站立不稳摇摇晃晃了，听我说走，立马跟着，小铃铛丁当响着，伴随我穿过深夜的楼房、走廊，一起回到我住的地方。
有它我不寂寞。我在它干什么都欢喜踏实。无论我去哪里，它都待在一眼能够看见我的地方。晚上它要睡在我的身边，不是靠着我的胳膊，就是靠着我的腿。它就像一个小孩，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撇下它，时时刻刻能够跟着我，如果我要离开又无法带上它，它会“央求”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又咬裤腿又求拜，往返与紧闭的门和人之间，或者爬在紧闭的门缝下，小爪子抓挠着门，嘴里发出“呜呜”的呜咽。有几次据说后腿站立遥望向窗外发出狼一般凄厉的长啸。
在感情上我已经不将它看作异类。我将它当作孩子。它对于我毫无保留的信任竟让我不能将它当作宠物。我也从来没有养过宠物。它常常那样一动不动望着我，乌溜溜的黑眼睛让我觉得似乎它随时就要开口说话。以前我从来没有养过猫狗之类，不是很理解那些人与动物的感情，这次如果不是“非典”，不是于敏，也不会有于多多，不会有我这样的感受。《永乐英雄》在浙江横店拍摄外景，于多多一直被带在摄制组，因为它还在剧中“有戏”。而我每次往返于剧组，相见的欢乐与分别的苦恼，竟然成为我与它的大事。有时我想，一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