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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剧中“有戏”。而我每次往返于剧组，相见的欢乐与分别的苦恼，竟然成为我与它的大事。有时我想，一只不足两尺的小狗，何以至此？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可能因为它们也有着一颗与人类一样跳动着的心吧！
据说“非典”时期有不少人遗弃家中的小动物。最恶劣的是将小狗从飞驰的车窗里面扔出去。二○○三年的四月开始我经常在城市的公路上看见被车压成纸片状的动物尸体，惨不忍睹。想起它们曾经对于它们的主人那样的依赖，信任，这种联想让我寒战！我们都听说过很多家狗在危难时刻拼尽性命救人的故事，但是人的行为竟然是：仅仅因为疑虑自身的安危就置信任于自己的动物于死地。有的城市“非典”期间还以此借口捉拿了一大批家狗，目的只在于索取高额的赎金。同样我也联想到大多数人与动物的相处，只是把它们当作宠物，玩玩，逗逗，消磨时光而已。生命远不平等，人还没有对于生命完整的理解力与觉悟。
于多多不是宠物。在我们的大集体中，于多多是我们的一员，在我的身边，它是我喜爱、我信任的孩子！
第三部分 … 谁是有钱人
改革开放二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有一本专门统计别人有多少钱的杂志《福布斯》。统计完别人的钱之后按照数字的大小排列一个名单，叫“财富榜”。上了财富榜的人既光荣又担心，从此做人要小心翼翼。
二○○三年的《福布斯》首次评选中国内地的文、体明星名人财富榜，多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榜上有名。于是，有一些非常关心我的朋友打电话问我：胡子，怎么榜上没有你？
我接到这样电话的时候还不知道在怎么一回事，就依照授意上网去查看。原来如此云云。还有一些热心的网友在“留言”上表示质问和遗憾，意思是为什么像张纪中，还有某某明星那样“历历战绩在目”，娱乐、演艺成绩不容忽视的人却榜上无名？
由此我第一次相信了《福布斯》调查，职业与民间的“众心所望”是有着绝对的差别的。
民间的认为除了为我打抱不平的网友，直接电话询问我显得有点“愤然”的熟人，还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几个月前我接到一个陌生女子的电话。一路问我是不是张纪中，问了又问，确定了还要确定。在我老老实实一番连续的承认之后，她就挂了电话。隔了一天，这个陌生的女子电话又来了，这次就有些像熟人了，说“我就是昨天那个……”，然后说“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只有你能够帮助我解决……”我说“我不认识你，什么事情只有我能够帮忙？你说。”扭捏一番，电话又挂了。一会儿，来了一条短信息：“我是……地方的一个蒙古族人，我需要二十万的钱，请你借我救个急。”类似这样的电话我也接过，但是深深浅浅也是个熟人，完全不认识的还没有。又过了一天，陌生女子又来电话了，这次完全是熟人的姿势了：“张导啊，我就是……”（述说这两天的经过）。我说“我不认识你”，“我给你发过短信啊……”（强调这两天的经过）。我只好说：“你就是我的真正熟人，我也没有钱借你啊。”欲挂电话不能。陌生女子语气完全变成对于我这样不仁不意人的委婉谴责：“我昨天不是给你发了短信了？你先借我钱我有点急用……”我说：“你是谁啊？你哪儿来我的电话号码？”女子正义凛然：“你不认识我没有关系，哪儿来的电话你也不用管，反正我认识你就行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是有谁在和我开玩笑。但是至今没有找到“玩主”。
偶尔清闲一下的时候我想，如果我是投资方，或者发行商就好了，那我就有可能既财富榜上有名，又可以江湖上大把、小把金钱救济所有开口之人“救个急”，做人倘若如此豪迈，一切都还真要以金钱为基础。
想完之后依然要为投资人打工。即便如此的关系，我该得的劳务还没有名正言顺的拿到手呢！
第三部分 … 不能忘记的历史（1）
第三部分 …
不能忘记的历史（1） 二○○四年要拍摄的戏比较多，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安排下来的，像《民工》，从剧本开始准备了整整两年了，现在是水到渠成；像《神雕侠侣》，也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计划，还有另外一些堆积到了今年的工作。而另一件处心积虑，不得不在今年展开的事情，就是抗战题材小说《吕梁英雄传》的电视剧拍摄。
不仅仅因为二○○五年是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纪念，十多年前，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我就想要拍摄这部小说，就开始了相关的工作。那时我还在山西话剧院，我记得好像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的话剧院都有了电视剧拍摄的甲级许可证。山西话剧院与“吕梁”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山西话剧院的基础力量都来自于“吕梁剧社”，那还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后，成立了山西话剧团，整个吕梁剧社都调入山西话剧团内成为基础的骨干力量。文革期间，山西话剧团全团下放，又都全部重新回到吕梁地区，一待就是将近十年。因此可以这么说，山西话剧团的老成员们，从上到下都了解吕梁的历史和民间的风俗，老百姓是什么样的，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怎么说话，怎么处世，怎么个过日子，吕梁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大家闭着眼睛都能够说出来。话剧院也因此排过不少讲述吕梁地区抗战故事的话剧，像《汾水长流》，《山城围困》。我虽然是一个北京人，北京生北京长，但是在一九七八年我进入山西话剧院的时候，已经在山西的农村插队、山西的煤矿教书十年了，那是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成长、成熟的十年，期间的种种积累远远超过我最先在北京待的十七年。因此在进入山西话剧院的时候，我已经“彻底被改造”，我不由自主，从心里面认为，我就是一个山西人，至今我在不假思索的时候，在心里还是这么觉得的，也因此了解了山西的民风民情，山西的历史，民间的种种“文化”。
《吕梁英雄传》是山西的作家马烽与西戎合写的、抗战时期一九四五年在《晋绥大众报》上首次连载的抗战故事。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马烽与西戎，在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他们都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山西的名作家除了赵树理就是“西李马胡孙”，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汾水长流》），孙谦。我们想要拍摄《吕梁英雄传》，必须首先征得马烽与西戎的同意。八十年代末，我们与这两位作家联系的时候，马烽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第一次与《吕梁英雄传》的作者马烽联系，出面的是当时话剧院的院长彭毅。那时我还在山西话剧院，除了参加一些山西电视台的电视剧拍摄，依然还在参与山西话剧院的话剧演出。彭毅老院长汾阳出生汾阳长大，自己就是吕梁人，十二岁参军当了红小鬼。用过去的话说，他是一个老革命，用现在的话讲，他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每一个经历了抗战历史的人，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是被侵略的受害者，还是打击侵略者的军人，民兵，都不会遗忘那段历史。让山西话剧院拍摄《吕梁英雄传》，让山西人自己演绎吕梁英雄的故事，彭毅老院长不但是自己，也发动了我们开始奔波这件事。我对《吕梁英雄传》的热情很大原因来自于插队期间与山西农民之间培养出来的感情。现在城里的人已经很少机会去了解农民了，进了城打工的农民子弟，为了生存与发展在本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真正的农民啊，他们一辈子与土地厮守，他们对于土地的热爱和对于土地的感情，无需表达，却像是一个人与“呼吸”的关系。农民情感的质朴，他们的豁达，智慧，全部来自于土地与庄稼给予他们的启示。一直以来农民的理想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爆发的所有战争都与土地有关，所以当外族侵略，当他们养以生息的土地面临被掠夺，家园的平静被枪炮声搅乱，老婆孩子不再平安，那他们打日本人是豁了命，一根筋地去打的，我在山西农村就听说过无数极其悲壮的打日本人的故事，日本人是机枪大炮，红了眼的山西农民举的是红缨枪，铁镐锄头这样的种田的用具。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