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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如法炮制，赚得元谋县城大小官员和民团的“漏夜迎接”。这样，一军团先头部队没用一枪一弹，在一天中连取三城，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直到现在，这个故事还广为流传。
红一军团于5月4日到达元谋的龙街渡口。此处江宽水湍，没有渡船，浮桥架起一半就被急流冲走，很难在此渡江。军委命令一军团折往皎平渡，留下少许部队继续架设浮桥，摆出渡江架势，以迷惑敌人。国民党军有飞机来侦察，误以为龙街渡是红军过江主要渡口，不断派滇军向此急进。红三军团在抢占洪门渡后，也因这里水流太急，架桥不成，只找到一只小船将一个团渡过江去。军委令大部队也改到皎平渡过江。
在金沙江边这一带的几个渡口中，皎平渡是最难渡的。不仅激流滚滚，而且两岸皆绝壁。蒋介石没想到红军会将此地选作主要渡口。军委领导正估计到这一点，便派刘伯承亲率干部团执行夺取皎平渡的任务。刘伯承亦令先遣连伪装成国民党中央军，以高速行军穿过敌军防地，向皎平渡挺进，于5月2日深夜赶到渡口。南岸只有民团，北岸是川军防守，都认为皎平渡非主要渡口，红军不会来此过江，何况是半夜，防守不严。先遣连赶到渡口后，找到一只船和船工，抵达北岸，叫开厘金局的门，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财物。这样，干部团先遣部队以30个小时急行军280里的“飞毛腿”速度，胜利占领了皎平渡口两岸。
在皎平渡，同样水深流急，无法架桥。要渡江，只能靠船。但人多船少，过江任务艰巨。一只船往返过江一次需40分钟。仅靠开始的两只船，每昼夜只能渡1200人。照此情况计算，全军需要一个月才能渡完。于是，红军充分依靠当地群众，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找船工，寻渡船。在船工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又找到四只大船。红军让张朝寿做临时船长。他将联络起来的滇川两岸35名船工，分成两班，不分白天黑夜，人歇船不歇地不停摆渡。这样，大大加快了渡江速度。中央领导人随军委纵队先行过江，在北岸山洞里设立渡江指挥部，制定《渡河守则》，严明纪律，下发各部，保证有组织、有秩序地过江。在渡江最紧张的时候，红军首长亲自做船工的思想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激发他们的热情。同时还杀猪宰羊，改善伙食，昼夜六餐，款待他们，每天发给劳务费五块大洋，使他们能积极地为红军渡江出力。
我们这次考察，通过禄劝县委张部长，很幸运地找到了老船工张朝满。他是临时船长张朝寿的堂弟，张部长是他的侄儿，叫他么爹。老人今年90高寿，住在离渡口五六里路的河边村子里。我们到他家里，请他讲当年帮助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情况。他的身板子还硬朗，只是有点耳聋，要大声说话才听得见。
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九天九夜皎平渡（2）
张朝满讲道：自古以来，皎平渡就是滇川两省的水路要道。两岸有五家马店，一家客店，每天有一二百匹牲口、两三百肩挑小贩过江，把云南的货物运往四川、西康，川康的物品也从这里运往昆明。这是一个很热闹的渡口。那年红军来这里是旧历三月底，根据上面的紧急通知，皎平渡第一次“封渡”。那天深夜，红军先遣队员见我哥张朝寿家还点着灯，叫开了他家的门。红军讲明来意后，我哥就带着24个红军去找船。先找到一只破沉船，随后对岸划过来一条为老板取大烟的新船，红军迅即跳上这只船过江，包围了山腰的一排岩洞，缴了守渡口民团的械，占领了厘金局。我哥找到几个船工，当夜用四条船将先遣队送到了北岸。天亮后，放眼望去，所有山头都有红军持枪把守。5月3日，我哥叫我来划船，看见刘伯承总参谋长站在渡口“龙头石”上指挥渡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就是这天过江的。中午，又找到两条船，一共六条船了。两条大船，每船一次可渡60人，四条小船，每船一次可渡40人。指挥部规定，各部队按到达江边先后，依次过江，不得争先恐后，不得几人同时上船，必须逐个上船，对号入座。每次要坐满，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每船有一个指挥，即使首长也得听从指挥，从而保证渡江安全。我们36名船工由我哥张朝寿负责，红军称他为船长。每船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摆渡10次换一次班，如此循环不间断。
我们问道，红军还有那么多马，过去架桥可以，金沙江不能架桥，怎么过河？张朝满老人说：开始大家也发愁。马要上船，很危险。后来红军想出办法，让马夫取下马鞍，拉紧马口索坐在船尾，马先立于江边，开船时岸上派人执鞭驱马，马即跟着船尾泅水过江。所以，3万红军过金沙，没有丢一人一马。红军高兴，我们也高兴。整整九天，我们虽然不能睡整觉，但那时年轻力壮，再加上首长从思想到生活都关心，白天黑夜都像节日游行那样的热烈，这使我们很受感染和鼓舞。我们划了九天九夜，手臂肿了，腿也站酸了，但精神还很抖擞。
张朝满老人说：在渡江期间，敌人的飞机也来过几次。有一次，朱总司令站在“龙头石”上讲话，说国民党的飞机要来轰炸了，大家赶紧隐蔽起来，把船藏好，不要暴露目标。过一会，飞机果然来了，但不敢低飞，在高空盘旋几圈，扔了几颗炸弹，飞走了，没损红军一根毫毛。在红军过完江后，一位首长召集我们在北岸岩洞开会。他表示感谢我们的支援，并要我们毁船，截断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些船，是土豪们的，没收；是老百姓的，则照价赔偿。红军给的钱，都超过了船的价值，一般都给30块大洋，船民无不满意。到第九天10点左右，我们将从元谋来的20多个红军最后渡过江去，同红军拉手告别，依依不舍。红军往北走去会理。我们到“龙头石”砸断桨，跑到山上，躲避还乡团的迫害。三天以后，国民党军才赶来，这时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他们只能望着滚滚的金沙江水奈何不得。
禄劝县委党史办黄主任说，现在过金沙江就不用那么发愁了。改革开放以后，禄劝、会理两县人民积极盼望修公路架大桥。1987年，两县人民在省市的支持下，集资投工，修筑了公路。1991年5月，在交通部和两省的共同投资下，建成了“皎平渡金沙江大桥”。
我们这次走大桥到了北岸四川。当年的厘金局之类，早已荡然无存。江岸边的那些岩洞还保留了。我们进去走了一遭。洞的空间虽不大，但有两米多高，底部还平整，洞与洞能相通，有如一个个套间长廊。当年的渡江指挥部、军委领导和作战科、机要科人员都住这里。毛主席单住一个靠西头的独立大洞，与其他洞不连接。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同作战、机要人员住在相通的那几个洞子里。一共20多人，在这里住了三四天。在江南岸，桥的尽头建了一个皎平渡红军长征纪念碑和纪念馆。纪念碑名由当年指挥渡江的政委陈云题写。纪念馆里有一些实物、图片和文献资料。聂帅回忆录那里也有。翻开的一页写道：朱总司令打电报叫我们赶到皎平渡去渡江。我们立即沿着一条山谷间的顺江小路向皎平渡前进。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净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很滑。我们一夜过了48次急流，净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一夜赶了120里地，疲劳极了。当我们赶到皎平渡时，干部团早已渡到对岸。我们由前卫几乎变成了后卫。我们从这里过了金沙江。毛泽东正在渡口北岸一个岩洞里等候着我们。他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的胜利。”｛1｝
在金沙江畔望着滚滚东去的急流，读着聂帅夜间急赶渡江的纪实，思考着毛主席的那段讲话，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确实是红军长征史的一个重要转折。它是遵义会议以来敌我军事较量转折的继续，进一步实现了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变。
古城会理和会理会议古城会理和会理会议
我分段走长征路，在2003年4月中旬走到云南与四川交界的金沙江之后，没有再深入四川境内继续走下去。4月下旬在成都军区做完学术报告后，因“非典”肆虐就回北京了。到仲秋9月“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