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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去工作的，为一家类似于美国《国家地理》那样的杂志，写一篇介绍这个遥远国家的文章，据说提供赞助的该国国家旅游局下属的旅游公司，非常重视这个事情，日程安排紧凑到需要铁人才能扛过去的地步，他们试图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光景，把一幅幅优美如同油画和高级图片的东西，往我们的脑袋里塞，我们只能逆来顺受，小狗一样一路舔食过去，一边还得不停地发出满意的汪汪声，为了表示友好，虽然这种友好绝对够不上影响两国外交的高度，我们还是得不停地微笑，笑得我脸上的肌肉酸得要命。
我的另外两个旅伴，一个摄影师，一个杂志编辑，放下行李后，就跟当地旅游局的一个奇怪的官员碰了面，那个家伙秃了顶，细小眼睛，穿得有些邋遢，看起来一点外国男人的魅力都没有。但他坐在桌子边，很夸张地拿手势比划来比划去，好像在干一件严肃的事一样。我慢腾腾地走过去，坐了五分钟，睡意意外来袭，居然当着他的面打了一个小盹。醒来以后，我心不在焉地瞪着桌子上的一个白得发亮的杯子，等着咖啡煮熟。
我这些行径在他眼里多多少少有些不礼貌，但好在为了说起来方便，同伴把我介绍成作家，（在国内还没什么人这么尊称我呢），这就让我少了跟人家寒暄的必要，作家嘛，多多少少跟不爱遵守规矩沾点边，不用那么客套的。那个官员热情万分地提议我们去看当地人的什么篝火节，我一听赶紧用最简单有效的英语谢绝了，理由是我太累了，想休息一下。旅伴们倒是兴致勃勃的，特别是那个性压抑的摄影师，他一路上对当地民俗充满兴趣，篝火节这样的东西，当然是不能放过的。
于是他们走了，我留下等饭。
旅馆在一个山岙里，放眼望去尽是山，这个镇子冷清异常，几座木头屋子，几辆车，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住在旅馆里的人也很少，我在餐厅转了转，觉得很无聊，就到挨着餐厅的一个小房间里呆了呆。那是一个供客人聊天看电视的小客厅，有一整套布置得跟家庭一样的沙发跟茶几，沙发是深蓝色的，很硬，坐着并不舒服。我从沙发边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画册来看，不出所料，讲的还是冰川的科普知识。就像我一走进旅馆房间里看到的那样，床头床尾，都是冰川的图片，冷色调的巨大的冰川，一个高大威猛的男模特儿，赤了脚，穿着小三角裤站在其中一块大冰上。
然后我满屋子找电脑，想给某位男性朋友发封EMAIL，以示我一时一刻也忘不了他。但那种信其实多少有些虚伪，我们经过一个月的消耗战，已经接近全盘崩溃的顶点，一路上我很少想起他来，因为一想起来就感到头疼欲裂，想他，还不如含一颗渔夫之宝呢，但是，除了给他写个信诉诉衷肠，眼下，我也找不到别的什么事情干了。
我走了一大圈儿，跟只迷途羔羊一样找电脑，但电脑既不在餐厅，也不在客厅，但我分明闻到了电脑的气味。我对电脑主机运行时发散出来的气味非常敏感，简直可以在一里开外闻到。这个旅馆的一层面积很小，大概只有一百平方米左右，怎么可能找不见呢？这时候，我居然又听到了键盘的声响，电脑不但开着，有人还正在使用它。太古怪了，难道是我脑子过于疲惫，才出现了幻觉吗？
当我回到沙发坐下，仔细观察房间结构时，我才发现在客厅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大丛绿色植物，这在整个旅馆的布置本来应该是很醒目的，这里很少有人在屋子里养绿色植物，正是那棵植物遮挡了我的视线，让我发现不了里边有一个凹进去的小房间，主机的气味和键盘滴滴答答的声响，正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我兴奋地站起来，冲了过去，果然里面有电脑，也有人，可惜只有一台电脑，被那个人霸占了。
一个穿着深蓝色外套的年轻人坐在那里，正在玩那台弥足珍贵、散发着令我感到熟悉的气味的电脑。全世界电脑的味道都差不太多，但看他那津津有味的架势，短时间内，他是不可能把电脑让出来给我的。他转过头来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异样，毫无热情也并不友善，我隐约感到他不是本地人，因为他头发跟眼睛的颜色，要比当地人深许多。我只好回到客厅，老老实实坐下，开了电视看。电视台正在转播欧洲杯的比赛，无论是解说还是足球，我都不懂得。过了不到十分钟，那家伙出来了，我像所有排队排得很有经验的中国人一样，奔向那个隐秘的小房间。
带着没来由的惊惶和狂喜，我上了网，进了163的邮箱主页，但是，发不了邮件，那个电脑配置太低，在主页上，只有一堆乱码。我在另外两个像样点的中等城市旅馆的电脑里，倒是顺畅地发过邮件的，虽然没有汉语输入法，但我好歹看得到网站上的中文字，不用死记硬背诸如“写信”或者“发送”的位置。
这种事，没法咨询外国人。
我只好悻悻地出来，陪着那年轻人在沙发里头坐下。他显然也不是足球爱好者，正忙着换台。我发现他拿遥控器的手和胳膊，形态有些怪异，好像受过什么伤，要不就是得过轻微的小儿麻痹症。他又看了我一眼。几天来的礼貌习惯，迫使我冲他微笑了一下，但丫并不领情，迅速把脑袋扭了过去。
我们各自安静地看着电视，我看着电视屏幕如同在看一面毫无趣味的墙，狗屁东西，一堆又一堆的广告……
但是，谁也不会料想到，半个小时后，我们居然搭讪上了，那会儿我已经转移到旅馆外边的小露台上，那里摆了一些桌椅，有一个皮肤白得连眉毛眼睛都看不太清楚的中年男人坐在那里，他招呼我坐下。
“我是船长。哈哈，你们什么时候去看冰川啊？”那中年男人非常豪气。
“明天一大早吧。”我说，“您是哪里的船长？”
“码头上的，冰山脚下的。”
“冰山附近还有码头？”我故意装作很惊奇的样子，好让聊天顺畅地进行下去。
“呀呀，是哇是哇！”船长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包烟丝，准备给自己卷根香烟抽，他还问我要不要。
“行，我试试。”我从他手里接过来那包烟丝，和一张小得只够粘只苍蝇的小纸片片，弄出来一点儿烟丝，卷出一根压根就拿捏不住的小香烟，笨手笨脚地开始拿舌头舔那个接口，没有成功。
“我来帮你吧。”船长倒是很大方的样子，但他接过手以后，立马问我：“你结婚了吗？”
“没呢。”我自豪得要命，这个国家是提倡早婚早育多生孩子的，像我这样的年纪，保持了一个未婚的身份，很少见。
“真的啊，那还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一个未婚的小伙子吧，给他一个机会。”他眨眨眼睛，环顾四周，“那小子呢，叫那小子过来。”
女招待帮他往屋里递话：“伊万！伊万！”
伊万出来了，就是那个疑似小儿麻痹症的小伙子。他端着一杯啤酒，坐了下来。
“嗨，伊万，过来帮这位小姐卷根烟。”船长完全像跟自己儿子说话一样。
伊万果然乖乖地帮我弄了一根模样十分规范的卷烟，递到我手里。
“好啦，就这么着了。”船长开始做他的思想工作，“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姐噢，你们好好聊聊，我明天还要赶早班，睡觉去啦。”
他跟我很用力地握一下手，道别：“明天冰川上见啊，不见不散！”
露台上只剩下了我跟伊万，我借了他的打火机把卷烟点着。他抽的是红万，卷烟味道香醇，跟机器打好了卖给我们的确实不一样。我拿出一包中南海请他抽，他非常客气，立刻把红万推给我。
“我们那里也有的。”我心里大国小民的气质沸腾了一小下，“还有硬壳的。”
“是吗？那我们那里也有。”伊万不服气地说。
“你们那里是哪里？”
“拉脱维亚。”
“八零后吧，你。前苏联吗？苏联解体的时候，你出生了吗？”我直视伊万，这是我对付比我小的男孩子一个屡试不爽的招术，在某些时候，表现得如同一只很具攻击性的母猎豹。
不得不承认，在对抗的过程中，我还是不失时机地打量了一番敌人，那小家伙有些我所心仪男孩的特点，皮肤细腻光滑，眼神柔软，鬓角跟下巴上，长着一些不易察觉的小绒毛，四肢呢，修长而敏捷。我经常会夸大自己对这一类型人类的喜爱之情，因为他们年轻、柔软而虚无，年轻得跟一只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