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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阵地战消灭敌人；而司令部作战室的一些参谋则主张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法，放开一个口子，用口袋阵消灭运动中的敌人。
一天，刘伯承司令员来到作战室，听见参谋们的争论，就说：
“邓政委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开始，我们也曾考虑过放开一个口子，让敌人突入我预设的袋形阵地，再歼灭之。但我们又判断，在目前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敌人一定很谨慎，不会轻易上当。你放口子，他就会给你来个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不但可以利用我们原有的工事防御，而且能够获得较多的民间粮食，于我不利。所以，权衡利弊，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想法。”
“可我们以前经常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法，也很灵啊！”有位参谋说。
刘伯承笑着解释说：
“但我们也搞过‘围而不阙’啊！情况是变化的，要根据实际决定战法，该‘阙’就‘阙’，不该‘阙’就不‘阙’，绝对要不得教条！比如说，鲁西南战役打郓城，我们就是‘围而不阙’，消灭敌人一个师嘛！鲁西南战役打六营集，我们又‘围三阙一’，又全歼了他两个师……”
司令员的一席话，犹如一堂精彩的兵法课，说得大家心悦诚服。
后来，刘伯承就是根据邓小平等人的意见，果断合围，于12月15日聚歼黄维兵团12万人马的。
黄维兵团被歼后，战役进入第三阶段。
在战役第三阶段，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发动了更加凌厉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动摇其军心，促使其投诚。毛泽东于12月17日代中野、华野司令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在前线反复广播。
毛泽东在《郭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劈头写道：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围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接着，又写道：“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 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毛泽东起草的这份文告，晓以大义，情真意切，通俗易懂，朴实无华。文告在前线反复广播后，杜聿明（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所属部下很快就有14万名官兵弃暗投明，对全歼邱（清泉）李（弥）兵团，活捉杜聿明，起了重大作用。粟裕曾说：“敌人最后被解放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
战争的伟力深藏于民众之中。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在整个淮海战役中，还精密地组织了强有力的后勤支前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又委派杨立三来到前线统筹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整个战役共出动支前运输民工543万人，为参战部队的9倍；动用担架206万副，大小马车、推车88万余辆，担子355万副；运送弹药73万多公斤；供给粮食48亿斤及其他大量军需物资；转运伤病员11万名，等等。陈毅副司令员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5天，歼灭国民党刘峙集团主力和白崇禧兵团一部共22个军555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以134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换取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的胜利，具有伟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时任华野参谋长的陈士榘在其撰写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战术思想的胜利》一文中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蒋介石失去了徐州地区，就等于丧失了整个长江以北的地区，等于丧失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脊骨。”从此，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置于解放军炮火的直接威胁之下。
时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的李达在《忆淮海战役》中写道：“淮海战役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这个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这是多么深邃的眼光！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是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确战略决策的结果。
第四部分 决战决胜龙吟虎啸第36节 邓小平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南线主力基本被消灭，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了。
在淮海战役即将取得全胜的时候，毛泽东又审时度势，于1948年12月11日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指挥林、罗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东北野战军历时64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和平解放古都北平。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月31日进驻北平。
毛泽东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后，怀着“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豪迈而欣喜的心情，于3月23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北平是要进的，但没有想到有这么快”，“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这时，蒋介石迫于局势，已于1949年元旦宣告“下野”，抬出了“代总统”李宗仁应付政局。实际上，蒋退居幕后，在浙江奉化溪口建立了七座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名义指挥军队，“以党控政”，构筑长江防线，企图以“和谈”为幌子，“划江而治”。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成为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呼声和响亮口号。
渡江作战，开始成为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关注、思考、决策的焦点问题。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又将渡江作战、直捣南京、上海的重任，交给了刘陈邓和总前委！
是年2月5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为第一副政委。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中央决定，由总前委统率二野、三野进行渡江作战。
3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与会的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讨论了渡江作战事宜。
毛泽东说：“打败蒋介石，不需要费多大力气了，不要花更多的时间了。现在部队要休整一下，然后准备渡江。要研究分几路大军，如何前进。”
邓小平说：“前一个时期，在多个战场有力的配合下，淮海前线把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那真是一大块很难啃的骨头啊！大军渡江还需要多路野战军的有力配合。”
毛泽东又说：“现在蒋介石和李宗仁要求和谈，企图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在一百万的基础上扩充为三百万，以长江天险为界线，继续统治中国南部。我们要抢在敌人前面，打过长江去，向东南、中南和西南大进军。”
作为渡江战役主帅的邓小平，由西柏坡回到前线后，着手为总前委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这时，总前委移驻肥东瑶岗。
据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回忆，《纲要》的起草有个过程。他说：
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最后作了结论，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会后，3月29日，小平同志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我也不太熟悉。说你来写，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写了以后送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小平同志讲，作为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的话，应该站得高一些，要原则一些，要给指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