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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自己年事已高，周恩来已身患癌症，康生年纪大，身体也不行。怎么办？党的机器要运转，党的领导中枢要健全，国之大厦要有擎天之柱啊！
为此，毛泽东陷入深深地忧虑、思考之中。
同时，还有一个召开党的“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
于是，毛泽东断然采取措施：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显然，毛泽东是在考虑构筑中国政坛的新格局。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当中，毛泽东当时最看好的还是王洪文。
邓小平虽然在毛泽东批示后入京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但这时的毛泽东并不想交给邓小平更多更大的权力。他还要观察，还要考虑，还要看一看。
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8·14”批示20天后，于1972年9月7日指名从上海调来了王洪文。
王洪文何许人也？人们只知道他是上海造反派的总头目，“文革“初期制造“安亭卧轨事件”的造反司令，在上海是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第三把手。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指名调王洪文进京，当时很多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不甚清楚。
王洪文时年37岁，属少壮派。毛泽东早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开始注意到他，知道他是上海工人的造反派头头，让他在闭幕会上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并介绍说：他34岁，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也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九大时，王洪文被提名为主席团成员，随后被选为中央委员。“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南巡途经上海时，在专列上正式认识王洪文，有过接触。
王洪文进京后，在学习班学习了两个月，毛泽东找他谈了几次话，询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后来，毛泽东称赞王洪文是“工农兵干部”——做过工人，当过农民，当过兵，但还需要搞调查研究……看来，毛泽东是看中王洪文了。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王洪文一下涉足政治局！
而在3月10日已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却没有这份殊荣。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中央工作会议还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成立中共“十大”准备委员会，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王洪文如此快速“擢升”，意味着毛泽东已把他视为新的接班人！
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秘书长的显赫角色是张春桥。
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女）、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邓小平在“十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没有进政治局。
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路线，错过了林彪集团垮台后纠正“左”倾错误的历史契机，加强了江青集团的力量，使全党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轨道继续滑了下去。
“十大”以后，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快就结成了“四人帮”。
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仅三个多月，情况就有新的变化。
1973年9月13日，在林彪折戟沉沙两周年的这一天，《人民日报》首次刊登了毛泽东与王洪文的合影。
随后，王洪文经常出入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地参加会见外国首脑。人们从新闻媒体中看到：毛泽东在会见蓬皮杜、卡翁达、尼雷尔、布托、希恩、侯赛因、西哈努克等人时，坐在毛泽东两侧的总是周恩来、王洪文。
一时，王洪文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
有位英国记者曾这样评述道：
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派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接班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乱和混乱。……
人们还注意到：王洪文开始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时，总是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到后来就跷起二郎腿，斜倚在沙发上，有点飘飘然了。
这当然不是王洪文“失宠”的原因。实质性的问题在于：王、江、张、姚四人结“帮”。比如：江青、王洪文收到来自下面反映总参和中央领导人问题的一些信函、报告、文件，总是在他们四个之间批来批去、传来传去，而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撇在一边。王洪文也渐渐显露出他造反派的劣迹……
于是，三个多月后，毛泽东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等人的建议下，开始把目光移向邓小平，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了。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因毛泽东这时身体虚弱，行动不便，政治局会议就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举行。
政治局委员们翘首聆听毛泽东的发言。
毛泽东缓缓地说：
“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再追认。”“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但要议军，还要议政”……
“我主张找各大军区司令员来议，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下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要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代表你讲话。我是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的，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不行。”
12月13、14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又具体谈了“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问题”，要“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的会”，要“互相介绍一下”。
接着，毛泽东又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又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又强调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指邓小平），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毛泽东在12月的几次讲话中，对邓小平表示了高度的信任，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军师”，提议他“当军委委员”、“当政治局委员”，“当总参谋长”，这实际上是让邓小平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建国后，邓小平虽曾担任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但没在中央军委中担任实际领导工作。毛泽东作出这一决定，意义深远。。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当然是经过反复思考、反复比较、反复权衡的。他选择了邓小平，对邓小平投了信任票。
毛泽东在12月讲话中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