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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当然是经过反复思考、反复比较、反复权衡的。他选择了邓小平，对邓小平投了信任票。
毛泽东在12月讲话中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朱德是“红司令”。“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毛泽东是难得作自我批评的人。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作了一次自我批评。林彪垮台后，这次在12月会议上承认“犯了错误”，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作了自我批评。这充分显示了他知错就改、虚怀若谷的领袖风范。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亲笔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样，在邓小平复出后仅9个多月，毛泽东就开始对他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集党、政、军重要职务于一身，重新成为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第七部分 国难思贤“军师”出山第70节 “邓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
邓小平不愧是“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军师”。他迈上第二个台阶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以高瞻远瞩的新姿，投入了一场更为复杂的政治较量。
江青是“四人帮”的实际领袖。她倚仗是毛泽东的夫人，盛气凌人，到处插手，不可一世。尤为恶劣的是，1974年一开春，她就利用毛泽东关于林彪的“尊孔反法”的讲话，炮制和下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在北京连续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组建“梁效”等御用写作班子，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江青四出活动，放火烧荒，吹“女皇”，骂“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以沉疴之躯，一方面承受着批“周公”的精神重负，一方面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弄得心力交瘁。他终于病倒了。于1974年6月1日住进了北京解放军三○五医院。从此，开始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
周恩来病重时，邓小平已悄然崛起！
邓小平责无旁贷地分担了周恩来的重负，成了周恩来亲密的得力助手。
于是，江青等人又把邓小平视为“周恩来第二”，视为新的政敌。
1974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讨论由谁率团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外交部根据毛泽东、 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出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江青对此表示激烈反对。
中央政治局把情况报告毛泽东。
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江青接到中央办公厅转来的毛泽东的信，不得不收敛了。
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送毛泽东定稿。毛泽东审阅后，于4月4日批示：“好，赞同。”
4月10日，邓小平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他身穿藏青色的中山装，健步走上讲台，以坚定自信、铿锵有力的语音，明确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我国的对外政策。这个发言，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发言以后，70多位国家代表团团长在会场里排成长队，一个一个地同邓小平团长握手致贺，时间长达20多分钟。中国记者录下了这一热烈动人的场面。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活跃了。他开始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在新闻媒体频频“亮相”。
周恩来住院以后，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时，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仍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
一个新的毛泽东领导之下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了！
邓小平的工作作风与周恩来迥然不同。用一位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的话来说：
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个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让我们来看看邓小平是怎样不顺“激流”，“筑坝”堵水的。
是年10月4日，毛泽东在长沙让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就说：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王洪文亲笔把毛泽东的指示记在笔记本上：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当晚，王洪文把这一信息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听了，气得发抖，说：“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江青的如意算盘是让张春桥出任这一重要职务。于是，他转怒于邓小平，竭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有预谋地在会上发难了！
会议本来是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可是，江青却突然提出一个所谓“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
所谓“风庆轮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了一艘万吨轮船“风庆号”。建成以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船上安装的国产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风庆号”只能跑近洋，不能跑远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号”远航。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号”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即以《红灯指航向，踏破万层浪》为题，发表大量评论文章，批判“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欢呼“自力更生的胜利”，等等。
10月13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说：“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即批道：“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思想教育！”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从“风庆”轮——交通部——国务院——邓小平，“四人帮”图谋顺藤摸瓜，攻击邓小平。
因此，17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气势汹汹地责问邓小平：
“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没有理他。
江青看邓小平没吭声，又咄咄逼人地质问：“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邓小平气愤地回击道。
说罢，邓小平愤然退场！
这次的政治局会议因此不欢而散。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认为“已有庐山会议气息”。他们知道，6月20日邓小平要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