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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后话。
总而言之，薄伽丘的爱情观不是升华，不是神化，而是占有，切实的占有。这和基督教义的禁欲主义大相径庭，他因而受到了天主教会势力的恫吓；甚至，在他死后二十二年，天主教会竟然发起了一场宗教狂热运动，在佛罗伦萨广场上，将所能找到的薄伽丘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
在教会势力迫害最凶狠的时刻，薄伽丘说：“我将不辞辛苦，不管那暴风刮得多猛，也要背转身来，继续我的工作。”此语说了不出几年，不知怎的，薄伽丘竟来了一个令后世的研究者莫名其妙的“转身”：1355年，他四十二岁时，创作了最后一部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大鸦》，竟采用了早已抛弃了的中世纪文学的梦幻形式，并将爱情斥为淫荡的肉欲，女人被诅咒为邪恶的祸水。这些话倒象是出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确实，这时的薄伽丘开始对青年时代的放荡生活感到一种遗恨，一种忏悔，为什么意大利的“三杰”都在晚年行将开始的时候，感到一种宗教忏悔情绪由然而生呢？难道这与年龄有关系吗？也许。晚年往往是从回忆中汲取养分的，而当一生的所有场景掠过脑际的时候，脑中的一双至高无上的眼睛将要监视，将要评判，象是未日审判，那么，这双至高无上的眼睛除了是宗教性外，还会是什么别的呢？宗教并不主要表现为实物性的东西，它是一种遗传、一种集体沉淀的无意识。人们能藉着青春的活力暂时挡开物质性的宗教，然而，一旦身体开始萎缩，一旦一生象纷繁易逝的梦呈现于眼前，一当死的恐惧悄然降临，那么，宗教就会象一个安抚者，重新进入灵魂深处。
《大鸦》之后，薄伽丘没有再创作什么文学作品，他的艺术生命也就到此结束。他重新从古典文化之中感到了一种美，他一辈子都不曾放弃过它，只是眼下，他完全转向了学术研究工作。最后的二十来年，他撰写了巨著《诸神的家谱》，并用意大利语写了 《但丁传》。他对但丁十分着迷，也是最早研究、注释但丁的学者之一。1373年，他应佛罗伦萨大学之聘，担任“《神曲》研究”的主讲。那时他已重病在身。那年深秋，最后一讲尚未结束，他就因病告退。此后，他在疾病缠身、伤感失意以及忏悔中凄凉地度日。次年，他的好友彼特拉克与世长辞。这一噩耗对他是个莫大的打击，他的病情也由此日重一日。同年，他拖着多病的躯体，回到契塔尔特居住，数月以后，圣诞节的前几天，他病逝了，享年六十二岁，葬于契塔尔特教堂。当时佛罗伦萨最著名的文学家费朗哥·萨凯蒂闻讯以后写了一首诗来寄托哀思，诗中叹息道：薄伽丘的死使诗坛黯然失色，佛罗伦萨文化的花团族锦的盛况也仿佛随他而去了。
教会势力仍不罢休。他们掘开诗人的坟墓，毁坏墓碑，然而他们毁灭不了这种精神，它已脱穴而去，象一道光，并很快照亮了欧洲的各个角落。这是这个时代最为顽强的精神。
五世俗政治：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留给后世的形象也许是个玩弄权术的“政客”；甚至，在辞典中，“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释义也是“欺骗”以及“无赖”。他的为人诟病，其一是因为他的著作的独特的见解，其二是因为他的时代的一般精神倾向。
在他的名著《君主论》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样一种政治理想：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强化国家政权，君主不但要有狮子的雄威，而且要有狐狸的狡黠；如有必要，君主甚至可以丢弃灵魂，背叛自己的信仰。总而言之：不择手段。狮子的爪，狐狸的脑。——这便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的两个方面。而这两种动物恰能咬中人性中的两个最脆弱的部分：渴望自己的自由以及渴望他人的诚实。
他说这话的时候，意大利正在宗教的动荡中以及政权的纷争中梦想着一个独立而且统一的国家形式，而他的此番忠言，显然是向某些在他看来具有一统国家的雄才大略的君主献计。如果我们有理由把民族国家的形式看作历史的进步——这至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逻辑——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把马基雅维利看作历史正义的逆子。恰恰是当时的教会——它已腐化而为历史的逆子——在马雅维利这个名字上抹了黑。马基雅维利之见罪于教会，纯粹是因为他把未来的希望寄子世俗的权力而非神圣的教权；有时，他甚至走得更远，把教权视作俗权在统一国家过程中的障碍，指责基督教麻醉了人们的灵魂。
只有把马基雅维利这个常被从历史中抽取出来的现象——他象一只被钉在硬纸板上的蝴蝶标本，早已干枯——还原于历史的丰富性中，我们才能找到比“马基雅维利”这个辞条名字更多的意义。个人成了一面镜子，从中映出时代的印记。而时代的大镜面，也将时代的光束洒在个体的存在上面。
尼科罗·马基雅维利 （Niccolo Machiavelli）于 1469年出生在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是一个早慧的孩子，自小知识渊博，才华出众。年届而立，他开始了政治生涯，供职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司法部，任文书职。这个职位使他获得了很多机会，有幸接触各国的政界首脑，亲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他在这个职位上留停了十四年，直到梅迪契家族卷土重来。他不仅被免去公职，翌年又因涉嫌一起反梅迪契阴谋案被捕入狱，受尽酷刑的折磨。学剑不成，并未挫尽他的锐气；他去学书，接连写成了使他垂名史册的几部著作：《罗马史论》、《君主论》及《战术论》。
在这些著作中，马基雅维利提出了这么一种国家模式：政治应独立于精神生活并区别于道德观念；君主政权的职责在于强化国家；宗教信仰不是巩固政权的工具，而应成为一种道德标准。他的《罗马史论》甚至还找到了这种国家模式的一个
范例——瑞士。接着，在《君主论》中，他又深化了对“君主”的研究，以期在意大利找到能实现这种模式的当权者。为了帮助“被选”的君主实现这种国家模式，这位自荐的“太傅”又以《战术论》作为教材。
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是在就理想的政治模式进行研究，具有空想的性质，只对后来的时代才有借用的价值。因为当罗马教廷及其世俗的仆人仍将宗教——已成“问题”的宗教——压在世俗政治过于脆弱的脖子上时，或者，当宗教往往就是政治时，这种“分立”的国家模式只是一个梦境。罗马教廷从不希望看到“国家”这种单个的怪物，而只希望看到“世界”（宗教下的总体性）这样一个总体。源自德国的宗教改革旨在将“国家”从“世界”中脱离开来，因而罗马教廷随即掀起了反宗教改革的运动。
马基雅维利其人其书正是处在这样的社会变动中，而且，他的观点仿佛是在为“国家”的权力辩护，这样，教会当然把他当作路德一样的叛教者而口诛笔伐了。
马基雅维利并不甘心单在纸上施展一番雄才大略。他后期的一些致友人的书信透露了这种怀才不遇的情绪。此后，他一直被政治舞台冷落，甚至被梅迪契家族再一次逐出了佛罗伦萨。旧日的僭主再度登基，也未能使他重返舞台。1527年的七月，五十八岁的马基雅维利在贫困与忧悒中弃世。也许他的早逝正是历史给予他的唯一的恩宠。因为在他死后不久，反宗教改革的狂潮骤起，宗教狂人的残忍最终只能落在他的名字上。他逃离了宗教的反动必然会带给他的种种迫害，而留给后世几本见解卓越的政治著作。十九世纪这个民族复兴的世纪是不会不承认自己的部分灵感来自这位先驱的。
六、拉伯雷
拉伯雷自己说过：
1532年，市场上的书贩出售一本小册子，叫做《高大硕伟的巨人卡冈都亚及其子庞大固埃大事记》，这种小册子十分畅销，两个月的销售量比九年之中卖出的《圣经》还要多。
尽管可以肯定 《巨人传》（即《高大硕伟的巨人卡冈都亚及其子庞大固埃大事记》）创下了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图书出版事业的记录，可是拉伯雷上面那段话的最后一句，却有些水分，正和这位天性幽默的墨东教士对自己的家世信口胡诌的那些话一样，都是语言的一次盛筵。是啊，谈到自己的作品的销量的时候，这位对宗教不怎么尊敬的教士也不忘把 《圣经》捎上一句。难怪那时的宗教狂热分子差一点让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