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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似地尽情享乐一番。
请看看下面这样一幅城郊场景，恐怕你难以想象离这儿不怎么远的佛罗伦萨正在流行鼠疫，四万居民因此丧生，哀鸿遍野，丧钟齐鸣：三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男子与七位妙龄女郎在圣玛丽亚福音教堂邂逅相遇，一起来到城外的一所风景优美的别墅避难。那里草木葱笼，生机盎然，一派世外桃源的怡乐景色。他们终日闲暇无事。为了消遣时光，驱散内心的忧伤，他们除了欢宴歌舞、欣赏风景之外，还发明了一种顶用的方法：轮流讲故事。每人每天轮流讲一个故事，十天之内，总共讲了一百个故事。《十日谈》的书名便是由此而来。
这段交待讲述地点以及讲述方式的“序曲”，立即赋予整个小说集一种形式的框架。这是一种封闭的块状结构形式，从序曲始，读者就知道了整部小说的格局，它象一座大厦的正面一样，很规则地排列着一些窗口，每个窗口彼此独立，却又嵌在大厦的整体结构之中。这使我们联想到了《神曲》的建筑风格，它是一种塔形的分层结构。这种对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的强调，显示了但丁与薄伽丘的一个共同的美学原则：对称或曰均匀，这是古典艺术的一个法则。
意大利近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桑克提斯把《十日谈》称为《人曲》，认为它是《神曲》的俗本。的确，“世俗的”，这是整部《人曲》的中心主题，也是故事的一个视角。如果说但丁《神曲》的视角是一个仰角的话，那么，薄伽丘的《十日谈》的视角则是一个俯角。但丁出于一种宗教情感总把湿润的目光洒向天空，这是一种虔敬的自卑情感，认为“世俗的人”远远低于天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却把“世俗的人”抬到一个评判者的高度，这显示了“世俗的人”的一种优越意识，也是“人的发现”之后的骄傲。“世俗的人”开始嘲笑天堂，嘲笑上帝，嘲笑上帝的尘间使者——教会以及教士。他们的语言非常刻毒，真是市井的话语。这透露了这些“世俗的人”的阶级出身，他们来自市井，是些商人、手工业者。
罗马天主教会首当其冲；教会的僧侣在他笔下秽行毕露。薄伽丘在这里狠狠地揭去了伪善的面罩。伪善，这一幽灵，以后将被作为文学的一个靶子，受到无情的嘲弄。
犹太商人亚伯拉罕来到罗马，明察暗访，发现：“罗马不是一个神圣的京城，而是容纳一切罪恶的大熔炉。”
这句话，让人联想到了汉姆雷特的一段句式相近的话：
丹麦是一座牢狱……一座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
其中最坏的一间。
不过，哈姆雷特不是异教徒，他的此番言论不是出自讥讽的天性，而是哲学的“疯话”。薄伽丘选择一个异教徒作为罗马靡烂风气的评判者，并且暗中与这个异教徒的评判认同，这就说明他的优越意识多么浓厚。他比他的时代高出了不知多少倍。 《人曲》正好处在神话转向传奇的转折点上：神话是对诸神的称颂，而称颂者人类，却是低于神的；传奇却把人类作了区分，它的英雄在程度上高于同类，因而具有某种优越意识。《人曲》就是带着这种优越意识看待基督教社会的。最初觉醒的新人感到自己要远远高出于他的时代，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一种内在精神，例如拉伯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巨人，尽管有些只是软弱的巨人（例如哈姆雷特，这里，对人的怀疑已经渐渐加强；到了巴尔扎克，人还原为人本身；这种还原到了卡夫卡那儿，已经成了一种贬低，——人成了虫。）。
那个犹太商人继续评判：“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甚至违反人道，耽溺男风，连一点点顾忌、羞耻之心都不存了；因此竟至于妓女和娈童挡道，有什么事要向教廷请求，反而要走他们的门路……”
作为这些评语的又一论证，作者还描写了一个以“圣洁”著称的女修道院院长：一天晚上，修道院里捉到一个犯了奸情的修女。有人去敲院长的门，想把这个修女交由院长处理。院长匆匆忙忙随手往头顶上戴了一方“头巾”，走出房门，来到大厅，当着全院修女严厉斥责犯奸的修女。这个修女望了院长一
眼，说道：“请你先把头巾扎好，再跟我说话吧！”原来，院长匆忙之中拿起了男教士的短裤误作“头巾”。
请看这样几则对话，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作“伪善”：
一位修道士说：“太太，我只要把这一
件法衣一脱掉——这当然是一件轻而易
举的事——我就成了一个普通男子，而
不是什么修道士了。”
一位修道院院长在向农妇求欢时说：“我
虽然是一个院长，可我也和别的男子汉
一样，是一个人呀！”
禁欲主义成了伪善的一种典型的形式。若要消除伪善，必先扫除禁欲主义的阴魂，因为这种东西完全违反人性，压抑人性。薄伽丘还因此提倡僧侣可以结婚。
另一方面，薄伽丘展现了一种健康而又自然的情爱，指出爱情也是一种伟大的自然力量，要比任何教诫强大得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使自己的儿子“纯洁”，远离邪恶之物的诱惑，使他从小就与人世隔离，不知女人为何物。十八岁时，他随父亲出门，偶尔见到一种从没见过的美丽的“动物”（女人），便问父亲。他的父亲忙说那是一群“绿鹅”，这个孩子于是喊道：“带一只绿鹅回去吧！”
这是自然的本能的呼唤。
讽刺“神权”在握的教会以后，薄伽丘转向了世俗的权力，揭露那些人面兽心的爵爷如何残暴，而又如何昏庸。一个著名的悲惨故事如下：一位爵爷杀死妻女的情人，并将他们的心脏挖了出来，盛入金杯，制成佳肴，然后送给妻女，逼其饮食。与此相似的还有一个故事：莉莎贝达的三个兄长均为富商大贾，一天，发现其妹与店里伙计私通，他们合伙将其杀死。接着，又偷走了妹妹埋有情人头颅的花盆，使她憔悴而殁。
后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们是薄伽丘同一阶级的“富商大贾”；记住，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富商，而他自己则是富商之子。这是薄伽丘抛给本阶级的一记鞭子，它从这位“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的人物之手飞出，重重地落在了这个刚刚夺得政权的阶极的嘴脸上面。
当然，薄伽丘并不一味地鞭打。在一些故事中，他赞扬了市民甚至下层人民的机智。一位身材高大、面貌端正、“长得很象国王”的马夫异想天开，居然想和皇后睡觉。被国王发现后，他以机智成功地逃脱了惩罚。“这个家伙尽管出身下贱，他的头脑可不是一个下贱人的头脑。”这个吃了哑巴亏的国王承认道。
机智，这是小人物在风雨迭起的人世间行走时的保护伞。资产阶级作家最初的传奇作品，都乐于把机智赋予那些既无钱财又无权力的小人物们，并使他们捉弄钱财以及权力。《十日谈》中对机智的肯定，正是出于这种心理。
薄伽丘的《十日谈》也显示了作者的爱情哲学，这是一种不带丝毫神学色彩的肉感的爱情哲学。有时，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或者出于一种对于肉欲的强调，薄伽丘走向了肉欲哲学的极端，成了纵欲。这些狼亵的故事在作品里占了一定数量，而且也影响了后来其他一些作家的文风，其中英国的乔叟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个。
从但丁的时代到薄伽丘的时代，前后不出四十多年，爱情的观念经历了怎样的剧变啊！但丁的苍白的天使，彼特拉克的冷酷的美人，到薄伽丘的有血有肉的情人，这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宗教精神的阴影渐渐褪去，世俗精神渐渐加强；神让位于人，正如神权让位于俗权。这是一个解神秘化的时代，一个解构的时代，这将持续几个世纪，直至宗教彻底碎落在灰尘中。到了十九世纪，当被解构得七零八落的欧洲社会欲再恢复以前的秩序时，它首先想到的，也是恢复宗教，重建教会，把尘埃中的宗教碎片拾起来，联缀成一尊过了时的神像，很快，这尊不怎么稳固的神像在随后的风雨中再次碎裂了，而且再也不可能补缀起来了，——人类已进入了工业社会，解神秘化的世俗精神几乎已经成了先验的观念。这是后话。
总而言之，薄伽丘的爱情观不是升华，不是神化，而是占有，切实的占有。这和基督教义的禁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