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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需求是否会逐步减退并且最终把爱情这个累心的活甩给男人们去干？
多少年来，女性隐在历史的暗处，大脑并不长于形而上但心灵特别长于性而
上。她们远离政坛商界的严酷战场（在这一点上请感谢男人），得以优闲游赏于
自己的情感家园。她们被男性目光改造得妩媚之后（在这一点上请再感谢男人），
一心把美貌托付给美德。她们自己常常没有干成太多的大事，但她们用眼风、笑
靥、唠叨及体态的线条，滋养了什么都能干的男人。她们创立的“爱情”这门新
学科，常常成为千万英雄真正的造就者，成为道义和智慧的源泉，成为一幕幕历
史壮剧的匿名导演。她们做的事很简单，不需要政权不需要信用卡也不需要手枪，
她们只须把那些内质恶劣的男人排除在自己的选择目光之外，这种淘汰就会驱动
性欲力的转化和升华，驱使整个社会克己节欲并且奋发图强，科学和艺术事业得
到发展并且多一些情义。她们被男人改造出来以后反过来改造男人自己。她们似
乎一直在操作一个极其困难的实验：在诱惑男人的同时又给男人文化去势。诱惑
是为了得到对方，去势则是为了永久得到对方——更重要的是，使对方值得自己
得到，成为一个在灿烂霞光里凯旋归来的神圣骑士，成为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女人最重要的消费品，是对那些文治武功战天斗地出生入死的男人们
最为昂贵的定情索礼。
在这里，“女性”这个词已很大程度上与“神性”的词义重叠。在性的问题
上，历史似乎让神性更多地向女性汇集，作为对弱者的补偿。因此，女权运动从
本质上来说，是心界对物界的征服，精神对肉体的抗争——一切对物欲化人生的
拒绝，无论出自男女，都是这场运动的体现。至于它的女性性别，只能说是历史
遗留下来的一个不太恰当的标签。它的胜利，也绝不仅仅取决于女性的努力，更
不取决于某些辞不达意或者“秀（show）”色太浓的女权宣言和女权游行。
七
人在上帝的安排之下获得了性的快感，获得了对生命的鼓励和乐观启示，获
得了两性之间甜蜜的整合。上帝也安排了两性之间不同理想的尖锐冲突，如经纬
交织出了人的窘境。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费赞助商。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标但要求
人们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说，电磁场上这些激动得哆哆嗦嗦的小铁屑，为了得
到性的美好，还须一次次穿越两相对视之间的漫漫长途。
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巨大的张力
中燃烧和舞蹈。“人性趋上”的时风，经常会造就一些事业成功道德苛严的君子
淑女：“人性趋下”的时风，则会播种众多百无聊赖极欲穷欢的浪子荡妇。他们
通常都从两个不同的极端，感受到阳萎、阴冷等等病变，陷入肉体退化和自然力
衰竭的苦恼。这些灭种的警报总是成为时风求变的某种生理潜因，显示出文化人
改变自然人的大限。
简单地指责女式的性而上或者男式的性而下都是没有意义的，消除它们更是
困难——至少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方面尚未提供终极的解决。有意义的首先是揭
示出有些人对这种现状的盲目和束手无策，少一些无视窘境的欺骗。这是解放的
真正起点。
解放者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是特别乐意对自己进行的欺骗——这些欺骗在当
代像可口可乐一样廉价和畅销，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最初发表于1994年《读书》，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已译成英文。
/* 27 */第二部分在小说的后台（1 ）
从人身上读出书来，是罗兰。巴尔特最内行的话。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从
“自然”中破译出“文化”。他是一见什么都要割一刀的解剖专家，最不喜欢用
“天性”、“本性”、“自然”等等字眼，眼中根本没有什么初原和本质的人性，
没有什么神圣的人。他革命性地揭示了自然的奥秘，但不大注意反过来从文化中
破译出自然，这就等于只谈了问题的前一半，没谈问题的后一半。
不要忘了，从书里面也可以读出人。
我有一个朋友，肌肤白净举止斯文，在多年前出过一阵政治风头。当时有个
女大学生慕名而来，一见面却大失所望，说他脸上怎么连块疤都没有？于是扭头
而去，爱情的火花骤然熄灭。
认为英雄的脸上必须有一块伤疤，这很可能是英国小说《牛虻》在作祟。由
此看来，很多人的血管里是流着小说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小说来设计和操
作自己的。于是，贵族很可能自居聂赫留朵夫；罪犯很可能自居冉。阿让；丑女
们可能争当简。爱；美女们可能争当薛宝钗或林黛玉。文学曾经塑造了很多人。
同样的道理，60年代的很多青年，争着穿戴旧军装往边疆跑，而90年代的很
多青年，争着穿戴牛仔装往股票市场跑，这并不是前者与后者的自然属性有什么
不同——他们都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都吃米饭或馒头。至于热情和兴趣迥别，
只能是文化使然。他们的用语习惯表情格式着装时尚，不难在他们各自看过的文
学或者影视片里，找到最初的出处和范本。
文学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起码它不能把人变成狗，或者变成高高在上的上
帝。但它又确确实实潜藏在人性里，常常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人和历史的具体面貌。
比如在我那位朋友的崇拜者那里，它无法取消爱情，但能为爱情定型：定型为脸
上的伤疤，定型出因此而来的遗憾或快乐。
从人身上读出书来，是罗兰。巴尔特最内行的话。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从
“自然”中破译出“文化”。他是一见什么都要割一刀的解剖专家，最不喜欢用
“天性”、“本性”、“自然”等等字眼，眼中根本没有什么初原和本质的人性，
没有什么神圣的人。解剖刀一下去，剖不出肝肚肠胃，只有语词和句法以及文化
策略，条理分明来路清楚并且充满着油墨和纸张气息。他甚至说，法国人爱酒，
也不是什么自然事件。酒确实好喝，这没有错。但嗜酒更是一种文化时尚，一种
社会团结的隐形规范，一种法国式的集体道德基础和精神图腾仪式，差不多就是
意识形态的强制——这样一说，酒杯里的意识形态恐怕有些难于下口了。
他革命性地揭示了自然的奥秘，但不大注意反过来从文化中破译出自然，这
就等于只谈了问题的前一半，没谈问题的后一半。诚然，酒杯里可能隐含有意识
形态，但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选择了酒而没有选择稀粥或臭污水？文化的运行，
是不是也要受到自然因素的牵引？这个问题也得问。
事实上，文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几千年来单性繁殖自我复写来的，不
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凡有力量的作品，都是生活的结晶，都是作者经验的产物，
孕育于人们生动活泼的历史性实践活动。如果我们知道叔本华对母亲、情人以及
女房客的绝望，就不难理解他对女性的仇视以及整个理论的阴冷。如果我们知道
萨特在囚禁铁窗前的惊愕，就不难理解他对自由理论的特别关注，还有对孤独者
内心力量的特别渴求。理论家是如此，文学家当然更是如此。杰出的小说，通常
都或多或少具有作家自传的痕迹，一字一句都是作家的放血。一部《红楼梦》，
几乎不是写出来的，四大家族十二金钗，早就在曹雪芹平静的眼眸里隐藏，不过
是他漫漫人生中各种心灵伤痛，在纸页上的渐渐飘落和沉积。
所以说，不要忘了，从书里面也可以读出人。
文化的人，创造着文化；人的文化，也正在创造着人。这就是文与人相生相
克互渗互动的无限过程。人与文都只能相对而言，把它们截分为两个词，是我们
语言粗糙和低能的表现。
文本论是对人本论的有益补充，但一旦变成唯文本论，便文中无人，成为一
种偏视症，成为一种纯技术主义，成为一种封闭修辞学的语词虚肿和句法空转。
这种批评当然有其所长，但漠视了作品的生命源泉，失去了批评的价值支点，其
理论多少有点半身不遂，难以远行。
因此，文学不论如何变，文与人一，还是优秀作品常有的特征。知人论世，
还是解析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本着这一点，时代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