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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学不论如何变，文与人一，还是优秀作品常有的特征。知人论世，
还是解析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本着这一点，时代出版社继《撕碎，撕碎，
撕碎了是拼接》之后，又推出《再度漂流寻找家园融入野地》，把读者们读过了
作品的目光，再度引向作家，作一次印象的核对。
/* 28 */第二部分在小说的后台（2 ）
这一类书，好像把读者引入小说的后台，看作家在小说的幕后在干些什么，
离开舞台并且卸了装之后，是不是依然漂亮或依然丑陋，是不是继续慷慨或继续
孤独，是不是还有点扶危济困的高风，或者还在成天寻乐并且随地吐痰。这一次，
编者没有忘记小说的另一些重要幕后人物——编辑，把他们也纳入视野，后台的
景观就更为完整。
看后台是为了知人论世。论世暂且不说，知人其实很难。后台并不一定都是
真实的保管箱。这里的人们虽然都是便装，都是口语，都是日常态，但真实到了
什么程度却不好说。文章多是当事人或好友来写，看得不一定全面，有时还可能
来点隐恶扬善以悦己或谀人。即便是下决心做一个彻底透明的人，也还有骨血里
的文化在暗中制约。虽然不至于会用《牛虻》来设计和操作爱情，但从小就接受
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等训练，现实社会里国籍、地位、职业、政治经济环境等
限制，很可能使人们不自觉地把文化假象当自然本质，把自己的扭曲、变态、异
化当作真实的“自我”。
周作人归附了侵略者政权。是真心？还是假意？是超脱无为的表现？还是怯
懦媚权的表现？是某种文化背叛的政治延伸？还是某种私怨私愤的政治放大？抑
或他只不过是出于对某个人或者某个季节的一时恼怒？抑或这些说法统统对，只
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构成了不同的主从和表里？他扪心自问，可能也不大看得清自
己，何况他人。有些人根据政治表现，把他的前期定为革命文学，把他的后期定
为反动文学，显得简单而且危险。看来，知人论世有时候也可能误入迷途。
俗话说，生活是一个更大的舞台。
这个舞台还有更大的后台纵深，几乎是无限，不是轻易就能走到头的。
真实是一个越来越使人困惑的东西。
布莱希特对真实满腹狐疑，提倡“疏异化”，就是喜欢往后台看，把前台后
台之间的界限打破，把文学的看家本领“拟真”大胆放弃。皮兰德娄让他笔下的
人物寻找他们的叙述者，写下了所谓“后设小说”，或者说是关于小说的小说，
也就是将小说的后台示众。这些方法后来侵入散文、电影乃至绘画，已经成为创
作界的潮流之一。创作本身成了创作的主题，艺术天天照着镜子，天天与自己过
不去。艺术家们与其说仍在阐释世界，毋宁说更关注对世界阐释的阐释。这是本
世纪的一个特征。
这个自我清查运动，不断清查出虚假，冲击得真实感的神话防不胜防，溃不
成阵。他们闯入后台的结果，竟是真实无处可寻，忍看大活人一个个地消解，一
层层地消解。最后，极端者只好用反秩序的混乱、无意义的琐屑、非原创的仿戏，
来拒绝理解，来迎头痛击人们认识世界的欲求。
这种认识自戕，具有对伪识绝不苟且的严肃姿态，但它与传统中的认识自信
一样，把真实有点过于理想主义地看待，以为真实必须是高纯度，容不得一点杂
质，像宝矿一样藏在什么地方。其实，那样的矿点并不存在，那样的矿点不存在
并不值得人们绝望和焦灼。真实不是举世难寻的足赤金，而是无处不在的空气，
就像虚假一样。对任何虚假的抗争，本身就是真实的义举，如同暗影总是成为光
源的证明。当布莱希特从战争废墟和资产阶级伪善窒息中汲起了愤怒，当他被真
诚和智慧点燃，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假象挑战，他本身就是在呼吸着真实，就
在真实之中——而不论他对文学的“真实”是多么狐疑。当然，这完全不能保证
他一旦成为可供沽名和牟利的时尚之后，他在众多学舌效颦者那里，不会成为虚
假透骨的演出税、毕业论文、沙龙趣谈、纪念酒会以及政客嘴里的典故。
真实是重重叠叠文化积层里的一种穿透，一种碰撞，一种心血燃烧的瞬间，
这在布莱希特和曹雪芹以及其他作家那里都是如此，在任何文学现象里都是如此。
人远远离开了襁褓时代的童真，被文化深深浸染和不断塑造，自觉或不自觉
地进入了各种文化的角色，但未尝不可以保护一种真实的本色。只是这种本色不
可远求，只存在于对于虚假的敏感和排拒，存在于不断去伪求真的征服。相对本
色就是这样在相对角色里浮现，相对自然就是这样对相对文化输血。我们身上无
法摆脱的意识形态载负，也就有了人味和人气，获得生命的价值。对于作家来说，
这既是作家走出层层无限的后台，展示自己的过程；也是读者越过层层无限的前
台，理解作家的过程。每一次智巧的会意，每一次同情的共振，每一次心灵的怦
然悸动，便是真实迎面走来。
读任何书，读任何人，大概都是这样的。
最初发表于1995年《现代作家评论》，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已译成
法文。
/* 29 */第二部分世 界（1 ）
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
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惟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走出十九
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外来的实
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路，对殖
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客观的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最为深远
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
一
很多年前，我在湖南的汨罗江边插队，常听当地一些农民聊天。在我那个村
子的附近，山头还有抗日战争时留下的战壕，偶尔还能在草丛或荒土里找到一颗
锈垢缠裹的颗粒，磨一磨就亮出铜泽——是子弹。子弹证实了史料上的记载，那
里曾经发生政府军截断长岳公路的阻击战。
农民把兵称为粮子。农民说日本粮子好可怕，说那时候一个受伤的日本粮子
进了村，可以吓得全村的男女老少跑个精光。
对付这个兵，这是个掉队的伤兵，上百号男女没有人想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对这种说法大为吃惊。我从农民的笑谈中洞见了另一种真实，一种耻辱感
挥之不去的真实。我很不情愿地明白，这个民族自清末以来一次次成为失败者，
除了缺少工业，还缺少另外一些东西。
二
多少年后，一九八九年的法国巴黎曾经有一个酒会。主人是来自台湾的一位
文化高官，主宾则是大陆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还有少数几个法国朋友应邀作陪。
主人明明可以说一口漂亮的国语，也明明知道他的主宾们听不懂英语，但更愿意
用英语致词演讲。译员当然是有的，但只把英语翻成法语，把面面相觑的一大堆
中国人晾在一边。
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提请主人注意到这一点。居然有一位作家
拉住了他的衣袖。
“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
一种奇怪的形势就这样持续下去。主人对主宾们致词，压根不在乎对方能否
听懂。这种绝非疏忽的轻慢，竟然有受辱者毕恭毕敬地容忍，而且不准别人代为
反抗。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包容了几千年浩瀚典籍的语言，
曾经被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推向美的高峰和胜境的语言，
现在却被中国人忙不迭视为下等人的标记，避之不及。
沉默的一群仍然听不懂，但没有人退场，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用这种双方
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句：
“先生，请你说中文。”
三
听说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
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
惟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